佛教经典由口头传诵到书写成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逐渐形成各宗各派学说。佛教经典繁多，总称为经、律，论三藏。中国佛教经藏大部分都是在河南译出的。洛阳、安阳、开封、许昌等地都是重要的佛经译场。而洛阳白马寺则是中国第一个佛经译场。东汉时期，洛阳白马寺清凉台已成为西域、印度佛教学者、高僧来中国后翻译佛经的中心，中国早期佛经绝大多数是在这里译出来的。相传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与蔡谙秦景同来洛阳后，明帝命二高僧将所带来的佛经原本--梵文“见叶经“在白马寺译成汉文，其名为《四十二章经》，此为中国第一本汉文佛经。摄摩腾去世后，竺法兰又单独译出了《十地断结经》４卷、《法海藏经》１卷、《佛本生经》１卷、〈佛本行经》５卷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佛学著作，对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关系极大。在东汉后期桓、灵帝时期，安息王嫡后之子安世高，通晓“外国典籍三年（１７０年）的２０多年内，他在洛阳先后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大十二门经〉等共９５部,１１５卷。后又有月支人支娄迦歼，来后不久，即到洛阳，通晓汉语，他先后在洛阳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若三味叶〉等２３合,６７卷，所译最主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开了中国般若学之先声。安世高偏重宣扬坐禅法，多佛教小乘内容；支娄迦谶偏重宣扬般若学，多佛教大乘内容，这就成为东汉后期佛学的二大系统。相传,两位译经大师，都曾长期居住白马寺里从事佛经的翻译和主持译经事宜。和安世高、支娄迦谶二位译师大体同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天竺的竺佛朔，安息的安玄，月支的支曜，康居的康孟祥、康巨等。当时汉人参与译经者，有亲自受教于安世高的严佛调以及洛阳人孟福、张莲等１０多人。据有关资料记载，从东汉永平十一年（６８年）至东汉延康元年（２２０年）的１５０多年间，译经者有１２人，共译出佛经２９２部，３９５卷。洛阳以及白马寺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道场，也是我国译经最多的译经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