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陆续发现了几种不同的《坛经》版本，遂引起学术界对《坛经》的关注和研究。《坛经》到底有多少种版本，日本著名佛教学者柳田圣山主编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例举了11种，即敦煌本、兴圣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大乘寺本、高丽传本、明版南藏本、明版正统本、清代真朴重梓本、曹溪原本、流布本、金陵刻经处本。但据学者考证，如印顺著《中国禅宗史》，郭朋著《坛经对勘》等均认为这十余种不同名目的《坛经》版本基本上是四种，即敦煌本；宋本，又称惠昕本；曹溪古本，又称契嵩本；以及宗宝本【以上四种版本均载录于笔者参加编辑的《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其他的本子大体是这四种版本的翻刻本或传抄本。

　　顾名思义，敦煌本就是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一种《坛经》的版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敦煌本是两种抄本，一种是英国人斯坦因最早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后来由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从大英博物馆翻拍成照片公布于世，并被日本编刊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另一种是1935年敦煌人任子宜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的。已故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向达1943年在考察敦煌古文书时所撰写的《西征小记》中已论及此本，但后来下落不明。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周绍良先生等在敦煌县博物馆发现了这个抄本，并拍成了照片，现影印收录在由笔者等编辑的、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中。通过校对经文，可以确认这两种抄本是同一种版本，只是敦煌县博物馆藏本比大英博物馆藏本抄录得更工整、更清秀，错讹较少，可称得上是敦煌发现的古写本中的精品。

　　研究表明，敦煌本是经过惠能弟子神会一派加工后的一种版本，经文提供了这种结论的证据，即经文如下的内容：

　　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35～36页。】。

　　这段经文暗示了惠能去世二十多年后，神会在滑台大云寺树南宗宗旨事，显然是神会一派增加的内容。这一事实还指出，敦煌本成书的年代最早也在唐开元廿年（732年）以后，它并不是《坛经》的原本。然而从敦煌本中《坛经》传宗的内容分析，它又是最接近原本的一种版本。经文记云：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法兴寺，现今传授此法【《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38页。】。

　　这段经文指出，惠能去世后，法海所集的《坛经》，在曹溪法海一派中流传，到敦煌本成书的这个年代正传到悟真一代。这个本子最接近原本，但也经过法海一派的修改，印顺法师称这种版本为“南方宗旨本”。神会一派就是以“南方宗旨本”为底本，再经进一步的补充和修定而成了今天所见的敦煌本，这种本子被印顺称为“坛经传宗本”。“南方宗旨本”今已不存，说敦煌本最接近《坛经》的原本也就是有根据的。敦煌本因为被神会一派视作是南宗传宗的信物，因此在内容中作了特意的加工，连经名也进行了一番精细的修饰，这就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第二种版本称惠昕本，又称宋本，是日本学者在日本京都的兴盛寺发现的，故又有兴盛寺本之称。此本经名曰《六祖坛经》，改编者是“宋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故有“惠昕本”之称。此本前有惠昕“述”的《六祖坛经序》一文，并附载了晁子健的刊记。其序云：

　　故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曰《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为两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者【《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49页。】。

　　这里所说的“古本”指什么，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敦煌本，似不妥。因为现存的敦煌本一万二千余字，而惠昕本则有一万四千余字，这无论如何也无法反映“古本文繁”这一情况。“文繁”者，多而繁杂也，改编者的任务是简化之，条理之，表现在文字上是少了，而绝不是越整理越多了。有些研究者之所以说惠昕本来源于敦煌本，主要根据是这两种版本在内容上有许多相近的地方，这其中惠昕本也记载了如“法海上座无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递代相传付嘱，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中现也”的《坛经》传授世系，只是这个世系中，在悟真之后多了一代圆会；而法海之后是志道而不是道[氵+祭]。这说明了一种什么情况呢，这只能说明惠昕本的整理问世要大大晚于敦煌本；同时也说明，惠昕本所据的“古本”与敦煌本一样，也是如同印顺法师所说的“南方宗旨本”，但这个“南方宗旨本”比敦煌本所据的底本又有了修改，是比较晚出的一种抄本，但可以断定，不论是敦煌本，还是惠昕本，他们所据以整理的“南方宗旨本”，是一种文字比较多的最接近《坛经》原本的较原始的抄本。

　　又据惠昕序后所附晁子健的刊记，惠昕本问世后，先以抄本流行，后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由晁子健在湖北蕲春“镂版刊行”。这就是今日所见的在日本发现的兴盛寺本。这种版本还在日本真福寺发现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在泷西刊印的本子。

　　第三种版本称契嵩本，又称曹溪原本。这种版本见载明《嘉兴藏》，书名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资料表明，这种版本的最早印本是北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刊行的。宋吏部侍郎郎简所撰《六祖法宝记叙》一文称：

　　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灿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盛事【《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1册，369～370页。】。

　　然而这种据“曹溪古本”勒成三卷的契嵩本今已难得一见。之后在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由僧人德异在“吴中休休禅庵”刊印了一种本子，史称“德异本”【《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117～118页。】。这种版本现在发现了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印的“高丽传本”。高丽传本有高丽僧万恒写的序言，指明了与“吴中休休蒙山异老”，即德异本的关系，即此本完全是德异本的重刊。据学者研究德异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但经文已不是三卷，而是一卷十门。这种本子在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命“廷臣赵玉芝重加编录，锓梓以传”，这就是刻于曹溪的成化刊本，这种刊本在万历元年（1573）、万历四十四年（1616）及清顺治九年（1652）又几次重刻。此本收录于明嘉兴大藏经中。当然，从契嵩改编本到德异本，再到明成化所刊的“曹溪原本”，其间的发展脉络还不十分清楚，有待作进一步研究。

　　第四种本子称宗宝本，又称流布本，是明朝以来流传最广的版本。宗宝本者即元朝僧人宗宝的改编本，收录于明版诸本大藏经中。此本经文后有宗宝作于公元1291年的跋文：

　　六祖大师平昔所说之法，皆大乘圆顿之旨，故目之曰经。其言近指远，词坦义明，诵者各有所获。明教嵩公常赞云：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诚哉言也。余初入道，在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按察使云公从龙，深造此道。一日过山房，睹余所编，谓得《坛经》之大全，慨然命工锓梓，颛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断绝。……至元辛卯夏南海释宗宝跋【《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152～153页。】。

　　宗宝本据以改编的“三本”指谁，没有说明，从经文前录有德异的序、契嵩的赞文以及十分相近的内容看，三种版本中肯定有契嵩本；从经文编排的章节看，可能还有惠昕本；另外一本如果从地域说，因为宗宝本改编于广州“风幡报恩光孝寺”，即法性寺，也可能是“南方宗旨本”，即法海一派所传的古本，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宗宝本自称是“得《坛经》之大全”，即集诸本之大成。这个本子较敦煌本文字几乎增加了一倍，因此遭到的非议也最大，如明成化七年所刊《曹溪原本》的校对者王起隆在《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一文中说：“则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未有如是极者，盖至元辛卯元僧宗宝改本”，并指出“宗宝之自用自专，大舛大错，当以佛法四谤定之”【《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91～98页。】。这里王起隆不仅认为宗宝本对《坛经》原本的窜改已到了不可容忍的极点，还认为应该以诽谤佛法定宗宝的罪。诚然，早在宗宝本问世之前，甚至在唐代，在惠能去世不久，在宗门中就有《坛经》宗旨被“改换”的议论。如惠能的弟子南阳慧忠（？～775年），他活动的年代离惠能去世只有四五十年，离《坛经》最初记录的年代（惠能大梵寺说法的后几年）也就是七十年左右。他曾指责一些自称是坚持“南方宗旨”，即惠能南宗宗旨的人，“把它《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景德传灯录》卷二八，《大正藏》卷五一，438a。】但从全文细加分析，慧忠的指责并不是指《坛经》经文本身被改换，而是指责那些自称是宣讲“南方宗旨”的人，歪曲《坛经》的宗旨。再后，如北宋郎简的《六祖法宝记叙》，只是说最初记述的《六祖法宝记》，也就是较原始的一种本子“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而惠昕序也只讲“古本文繁”，均没有提出“改换”内容的指责。王起隆指责宗宝本“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公正的。从目前流行的四种不同的《坛经》版本的基本内容看，可以说是一致的，我们在下面还要具体分析；它们的区别在于每一种版本在基本内容一致的前题下又各自增补了一些内容，其中敦煌本增加的最少，而宗宝本增补的最多。就增补的内容说，除个别的如敦煌本的二十余年后的悬记；宗宝本的“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的悬记等外，主要是惠能与其弟子的答问。这部分内容四种版本的《坛经》都有，如敦煌本中就有惠能与志诚、法达、智常、神会的问答，而宗宝本除上述内容外又增补了智通、志道、行思、怀让、玄觉、智隍、志彻七位弟子与惠能的问答。这些内容散见于禅史中这些弟子本人的传记，就史实说是可靠的，增入《坛经》可以集中反映惠能的禅学思想，也是惠能生平行履的一部分，对全面认识和理解南宗禅只有好处。这也是宗宝本整理者的苦心所在，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观点，我不太同意如同明人王起隆那样全面否定宗宝本的态度。《坛经》的整理从最初“文繁”的古本，到敦煌本、惠昕本作了一定的删繁和加工，再到宗宝本集诸本之大成，给后人留下了一部较为完整的禅宗的“宗经”，这应该是一个进步，也是明代以后为什么宗宝本广泛流行的一个原因；同时，几种古本《坛经》的发现和同时有四种版本存世，也为后人研究惠能和中国禅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参照资料，这是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值得庆幸的事。我不主张轻易地否定某一种版本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