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之称，见于《坛经》自身的记载。《坛经》敦煌本有多处提到《坛经》这个名称，如开始一段载：“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卷尾又记云：“不得妄付《坛经》，告诸同道者，令知密意。”【敦煌本《坛经》，载《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7～62页。】 《坛经》宗宝本在卷尾亦有“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一段话。此外，《坛经》原本的记录和整理者法海撰有《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这都说明《坛经》这一书名自《坛经》正式问世后就已有之。当然，起这样的名字绝不是出自惠能之口，而是他的弟子们，主要是法海及其传人在整理惠能的说法记录时后加的。“经”是表明惠能所说的法门与佛所说的经没有差别，是应当如同佛教的“三宝”中的“法”宝一样受到弟子们的尊奉，故《坛经》的全称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里值得提出的问题不是“经”字，而是“坛”字。为什么称《坛经》？关于这个问题，整理者和当时的人没有留下说明。“坛”，在中国古代指土筑的高台，用于祭祀或重大的典礼如会盟之事；而佛教所讲的坛，一般指佛教法事活动中特别建造的安置佛、菩萨像的场所，有土垒的，也有用木构造的，最盛于密教，称曼荼罗；在汉传佛教中僧人受具足戒的地方称戒坛。《坛经》的坛字有两种解释，一说此坛指刘宋时代北天竺僧求那跋陀罗（359～429）在法性寺建造的戒坛，并预言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寺受戒。一百多年后惠能来到广州法性寺，在印宗等主持下在此戒坛上受戒，并于此坛旁的菩提树下首开“东山法门”。因此缘故，弟子们为纪念这一盛事，把惠能说法的记录目之曰《坛经》（参见丁福保《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笺注》【上海医学书局《佛教丛书》本，民国八年（1919）。】）；一说见契嵩著《辅教编》卷六《坛经赞》题注，其云：

　　始，其众人欲请宗门第六祖大鉴禅师开演东山法门于韶阳大梵寺，尊敬大鉴之道，乃封土为坛，以资其说法。其后其弟子集大鉴之说，因而目曰《坛经》也。

　　这些不同的解释都是后人的说法，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起名者的本意尚难作肯定的判断。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新唐书·艺文志》（卷五九）著录有僧法海《六祖法宝记》一卷。这里的《六祖法宝记》肯定不是六祖惠能还另有一部语录体著作，它就是指《坛经》，但为什么不称《坛经》？《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说明，在唐代，《坛经》还公开流传着一种抄本称《六祖法宝记》，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抄本与称作《坛经》的本子是什么关系。我个人的看法是，由法海记录整理的《坛经》的最早的抄本可能就叫《六祖法宝记》，这个本子在惠能在世时就已传开，而后随着南宗禅的风行和在全国范围内正宗地位的确立，弟子们在进一步进行整理的时候最终确定了《坛经》这个名称。还有一个原因，即如同《坛经》所述，《坛经》是宗门内传法的信物，“不得妄付”，因此并没有在宗门之外广为散发，而社会上流传的只是《六祖法宝记》，这样，在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时，收集释氏经籍只得《六祖法宝记》，而不见有称作《坛经》的本子。

　　还有一个问题，即《坛经》这样一部中国佛教的根本经典，为什么只是到了明朝才逐渐被收录于佛教典籍的总集大藏经中，宋、辽、金、元四代刊行的近十种大藏经版本均不收录《坛经》；同时，今人所见的几种较古的《坛经》版本，不是在近代才从敦煌的遗书中发现，就是来自海外。这其中的原因没有人说过，估计也难以说清楚，但有两种可能可提出来讨论，一是《坛经》的密传，即只在宗门内流传，社会上流传的只是弟子们的发挥之作；一是在佛教史上作为“教外别传”的惠能禅，“散传”于四方，多与民间百姓结缘，在与官方结缘的一部分上层佛教贵族看来，惠能的南宗禅是不符合经教的“异端”，由“钦定”的大藏经，南宗禅的要典自然地要在排斥之例。这里举一典型事例。《佛祖统记》卷十四“僧统义天”条云：

　　近者，辽国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与焚弃。而比世，中国禅宗章句多涉异端【《大正藏》卷四九，223c。】。

　　从《坛经》问世，到元朝灭亡的六百年间，《坛经》没有被大藏经收录，或者流落边地、海外，这两个方面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