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嘉陵江中游的南充，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当年暴秦初亡，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荣阳城中，形势万分危急。此时将军纪信向刘邦献了一个“假降班楚”，乘机脱逃之计。并且愿意假扮汉王去哄骗项羽，以为汉王赢得突出重围的机会。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正当楚军上下尽都欢天喜地庆祝胜利，拥到东门外看汉王出城纳降的时候，刘邦和张良等乘机带上亲随，悄悄从西门溜出去，兵不血刃就冲破了重围。项羽认出假汉王发觉上了当，顿时恼羞成怒，当即下令将纪信活活烧死了。打败楚霸王，夺得天下之后，刘邦为表彰纪信舍命保汉的功劳，下诏在纪信的故乡增设县邑，取名安汉县。这就是后来的南充县。所以南充自古就有“忠义之邦”的美誉。城西金泉山的石崖上还有古人题刻的“忠义之邦”四个大字呢！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历代以来这里都是川东北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末年，这里一度是巴西郡的首府。唐初在这里设置果州。南宋升为顺庆府。直到清末，这里都是顺庆府衙所在地。到民国初年，四川省嘉陵道道尹公署，仍设在这座古老的小城中。
 
　　古城西门外，金泉山北边，有一座看似平常，却早已声名在外的果山。举世闻名的《三国志》作者，晋代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寿，当年就曾居住在这里。果山之侧的陈寿万卷楼和创建于唐代的宝刹“甘露寺”，千余年来都是享誉巴蜀内外的风景名胜。历代以来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足迹，留下了题咏。果山北侧，有一个弓形山弯，中间是一个小平坝。这就是桂花坪。山弯坐西向东，嘉陵江支流西溪河，从桂花坪外缓缓流过，犹如一道弓弦。隔河相望是宽阔平坦的莲池坝和西门坝。山上松柏参天，山脚翠竹连片；桂花坪里斤陌纵横，西溪岸边古柳成林。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曾经驻脚，并留下诗章的果州柳林酒家，“半天高柳小青楼”，当初就在这桂花坪外的西溪河边的柳林之中。只可惜，不知在哪年哪月，酒家连同小青楼被化为乌有了。民国年间，这里只能看见一片依依垂柳，还有那条古道留在溪流中的一排高高的青石跳徽。北边山顶上的栖乐观，南头果山下的甘露寺，河对岸莲花池边的报恩寺，都是创建于唐代的千年寺观。桂花坪宁静的田园上空，早晚钟磐之声悠扬回荡，久久不绝于耳。一代高僧心月法师，当年就降生在桂花坪的一个普通农户家中，在这座文明悠久而又饱经沧桑的古老县城中，度过了他那充满苦难与艰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还平安和美。转眼间就到了1919年。李云森已过四十三岁。这年农历十月初一的黎明之际（卯时），身怀有喜的李何氏就要临盆了。此时李云森独自在屋后竹林中焦急地踱着步。期待着李家盼望已久的新生命在这个农家院里降生。忽然院子里传出了婴儿狐狐的哭泣声，紧接着是接生婆大声的呼叫：“是个少爷！是个公子广中年得子，李云森心中的喜悦之情自不待言。他飞也似的冲出竹林，穿过院坝，登上阶沿，一步跨人堂屋。送走了接生婆后，李云森轻快地走进房间。看着熟睡中的儿子，夫妻俩脸上都挂着甜蜜的笑容。

　　“云森，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妻子小声地说。

　　“我刚才想过了。你看院子里那颗老松树长得多端正，多高大！我们这个儿子就取名松益吧，让他长得像青松一样正直，一样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你说好不好？”云森到底是生在书香门第，幼年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几本诗书。给儿子取这名字既文雅又通俗。还说得出一番道理来，妻子听了自然满意。笑着回答说：“你说好当然就好哟。”夫妻说笑之际，屋外传来叫门声。听声音就知道，是李何氏的姐姐来了。李云森连忙出去开门，迎接客人到堂屋坐下。刚刚落坐，姐姐就急着对妹夫说：“云森啊！我来给你说件稀罕事。”

　　“啥子稀罕事？”李云森问。

　　“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身穿大红袈裟，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对对直直朝我过来，向我说话。”

　　“他说什么？”李云森好奇地问。

　　“他问我：“女施主，你知不知道李云森的家在哪里？”我想一定是到你家来结缘的。就把把细细地给他讲了地方，又给他指了到你家的路。一觉醒来，梦中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越想越觉得稀奇，我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一大早就赶到你这里来……”话音未落，卧室内传出一阵婴儿呢孤啼哭声。姐姐惊喜地问：“妹妹生了？几时生的？生个啥？”
 
　　“今早起卯时生的。是个男孩儿。”李云森回答。
 
　　“哟哟哟！我这个当姨妈的来得是时候。恭喜恭喜！我去看看。”说着立起身来，快步进了妹子的房间。云森也转身进了灶房，动手给姐姐煮早饭。
 
　　姨妈走进房间，一声声向妹子道喜、祝福。然后欣喜地说：“我来看看外甥儿是个啥子模样。”脱着便轻轻地把键褓中的婴儿抱到油灯前。她一面仔细端详，一面夸赞说：“这娃儿生得好乖巧啊。你看天庭饱满，眉清目秀。哎哟，这娃儿额头中间还有一块红印呢！”接着，她又把昨晚做的那神奇的梦，细细地给妹子讲了一遍。说话间，云森已经煮好了醒糟蛋，进来招呼客人。姨妈立刻又把孩子印记的事告诉他。说着又小心地把婴儿抱起来，让妹夫看。不料这一看，又有新的发现。那额头上铜钱大的红印，竟然可以隐隐约约照见人影子。大家又是惊叹又是欢喜。

　　姨妈说：“这娃儿有点来历。不是菩萨来送子，就是和尚来投生！吉祥，吉祥。”

　　云森想了想，点点头说：“姐这话有道理。”
   
　　转眼间，小松益降生就要满月了。依照南充当时民间的习俗，婴儿满月这天，李云森在家里备办了几桌酒席，招待来贺喜的至亲好友。民间称为“喝满月酒”。这天上午亲友们陆续到来，向李云森夫妇表示祝贺，为初降生的小松益祝福。小松益也被抱到堂前来，同亲戚们一一见过面。亲友们对孩子的品貌赞不绝口，尤其对他那红印记，无不喷喷称奇。直到中午酒席晏上，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议论着。正当众人吃喝谈论之时，朝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洪亮的贺喜之声。
   
　　“恭喜贵府喜添贵子！祝贺小公子福寿绵绵！”
   
　　正在陪客的李云森，连忙起身迎了出去。原来是一位老道长立在朝门外。云森便客气地把他迎了进来。堂屋里已坐满客人，云森请道长在堂屋门边坐下，立刻招呼拿烟倒茶。道长大约五十开外，身穿一件蓝布长衫，脚下一双编织精巧的细竹麻蒲耳草鞋，土白布袜，小腿上打着绑带。左肩上挂着青布褡裢，一头装着书和纸，一头装着毛笔和一方石砚。右手执拂尘，左手拿着的小竹竿上挂一幅白布招。上写着“铁板神算”四个大字。到得堂屋前还没落座，道人先放下手中的拂尘和布招，弯腰拱手再次向主人说：“府上得了贵子，可喜可贺！”
   
　　“同喜，同喜！”云森高兴地应答，随手递上一碗香茶。道人接过茶，轻轻呷了一口，便接着说：“贫道此来，不求先生布施钱财。只求把贵公子抱出来看看。”云森没有拒绝。连声说好，然后进屋去把刚满月的小松益抱了出来。
   
　　这日天高气爽，阳光和煦。老道放下茶碗，细细观看着云森怀抱里的婴儿。端详一阵之后，又问明了出生时辰，接着便屈指掐算起来。好奇的亲友们早已把道人围了一圈。只见道长双目微闭，口中小声啼咕说：“己未、乙亥、戊寅、乙卯……。”思忖片刻，然后慎重严肃地对云森说：“贵公子可不是一个普通孩子呀。他额头上这块红印大有来历。今后长大了，这印记如果一直不褪，贵公子就是富贵功名中人，定是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如若今后随着娃娃长大，红印记慢慢变淡，逐渐隐褪的话，那么贵公子就会出家修行，成为一代高僧……。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孩子绝非凡夫俗子。李先生一定要好好善待。”说完转身拿起拂尘和布招，略一弯腰，道一声：“打扰了。告辞！”回身飘然而去。
   
　　云森连忙高声说：“道长留步，还没给你相金呐！”
   
　　道长头也不回地大声回答：“这位公子与贫道有缘，相金就不收了！”
   
　　云森低头看了看怀中的小松益，回味着刚才道长说的一席话。这时猛然想起还没问过人家的道号呢！抬头远望，田野上早已不见道长的身影了。

　　20世纪初的四川，到处是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时时都有军阀争夺地盘的战事发生。南充同四J！淇它地方一样，城头上的“大王旗”也在不断地变换。先是“钟体道”的护法军驻守南充；不久南充就被石清杨的部下，土匪出身的司令汤子模占领；汤司令坐南充不满两年，就被何光烈的川军赶走；没过两年，何光烈又被自己的部下赶跑；转眼间何光烈又回来重登师长宝座；没想到又暴发了顺庆武装起义；紧接着是以发鸦片财出名，人称“罗烟灰儿”的军阀罗泽洲，乘机攻占了南充；没过多久军阀李家王又把罗烟灰打跑，夺了他的地盘……。军阀们打仗要给养，要士兵，他们打下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招兵买马，向老百姓收粮派款。这个军阀来征收了公粮，没多久就被打跑了。那个军阀来了又要征收。一年收一回不够用，就预征下一年、下两年、三年乃至七＊年的公粮。以致1922年就把1970年后的公粮征收了。遇上收成不好，农民一年辛苦所得连交公粮、摊派都不够，哪里还能养家活口呢？幸喜得李云森早年跟族下一位老前辈，学得了织布、染布的手艺，农闲时做点手工活路，或是帮人加工织布、染布，或是到城里机房去帮工，手里总算还有点活动钱，夫妇俩勤劳耕织，紧巴巴的日子也还勉强支撑着过得下去。就这样，在父母精心哺育下，小松益一天天健康成长起来。
   
　　光阴在再，转瞬间小松益长到了三岁。经过再三拈量，李云森决计卖了祖上留下的那几亩薄田土和那座老屋，搬进城里去开染织店。一则是因为，种田的税赋太重，年成又不好，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耕种，自己也落不下多少。二则是因为，既要种田又要做手艺实在是太累人，还时常顾得了东就顾不了西。李云森与妻子合计了许久，终于下了决心丢脱庄稼，一门心思进城靠手艺挣钱谋生。然而当时变卖家产所能筹得的资金不多，有了本钱就没钱买住房，只好在较偏僻的十字下街，租了几间房子。购回几台木织机和黄桶、瓦缸、水桶等简单工具，请了工匠，招了四、五名学徒，小染织店就开张营业了。
   
　　那年月中国的工业很落后，除了上海、南京等大都市，其它地方很少有像样的工厂。南充人当时还把蒸汽织机织造的宽幅布统称为“洋布”，平常人家少有人用上它。城乡普通百姓大都穿手工织染的土布衣服。那木架竹轮的纺线车、脚踩踏板手抛梭的织布机，不知是从哪朝哪代传下来的。织出的布一般是两尺来宽，织够十二丈长就下机，称为一匹。然后用靛青、五倍子等染料，经过蒸、煮、漂、洗、晒，就成了毛蓝、加蓝、深蓝、青、藏青、深灰等色布。人们称这种略显粗糙，但厚实耐穿的土布为“家机布”。专门织染的手工作坊，一般都是前门开商店，后屋是工场。因为店铺不太当道，为了多销产品，李云森常常身背十来匹各色土布，到附近乡镇去赶场，或者穿街过巷叫卖。云森手艺好，人厚道，他的布结实平整，染色均匀又不脱色，而且尺寸足，价钱公道。所以染织店开办没多久，“李布客”就在全城小有名气了。

　　第二节 初临劫难

　　李云森这个小店主当得很不轻松。每逢农历“二、五、八”县城当场，他既要忙着卖布，又要到棉纱市上去收购四乡农妇纺的棉纱。机房“牵经”，染房配色下料，都要他亲自动手，忙了生意忙做工，白天干了晚上接着干，干完了活路还要记账、算账，一天难得睡上两三个时辰。松益的母亲，也不比在乡下做庄稼轻省。工匠、学徒加上一家三口总共十多个人，一日三餐要她煮，还要买米、买柴、买菜操持家务。同样是忙里忙外，一年难得有几天清闲。虽说辛苦劳累，生活也还比先前略为好过一些。一有空闲，松益妈就教儿子唱“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    ”之类古老的儿歌，或者给儿子讲讲“熊外婆”一类流传了无数代人的古老故事。那时南充敬神拜佛者相当普遍，城内外的寺庙、庵堂、宫观相当多，只在城中就有“九宫十八庙，三庵不出城”之说。虽然有的寺庙已被军阀占作兵营，或者改作官署、学堂，但是仍有香火的寺庙也不少。大西街的大佛寺，就是保有上百名僧人的十方丛林，还成立有四川佛教协会南充分会，办了嘉陵佛学院和僧民小学。在十字街附近，仪凤街旁的铁佛寺、紫云巷内的紫云庵，香火都很旺盛。饱受战争、动乱、天灾之苦的人们，只能向佛菩萨祈求平安，祝愿他们的子孙能过上国家强盛，太平安定的日子。李云森夫妇俩，虽然没有到哪座寺院去皈依过，却因家族传统的教化，祖祖辈辈相传的习俗和民间信仰的熏陶，使他们不但心地善良，为人忠厚，而且笃信因果轮回的说法。生活虽困难却一直乐善好施。除了过年过节敬神祭祖之外，每逢初一、十五，松益妈都要到邻近的铁佛寺上香礼拜，祈求佛祖、观音菩萨加被，护佑一家人平平安安。幼小的松益，常同母亲一道进寺院上香，一起在佛祖、菩萨像前作揖跪拜。庄严慈祥的佛像在他幼稚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奇特的诵经声，美妙的梵乐，袅袅香烟，挂满经幡的殿宇，都令他产生出浓厚兴趣。每次进寺上香，他都觉得看不够，听不够，总要母亲多停留一些时间。离开时常是依依不舍，三步两回头。自从儿子满月酒那天起，云森夫妇一直就处处留意，期望能再见到那位神奇的道长。然而一晃过了六年他们和他们的亲友都没有谁见到过那个有点古怪的道长。小松益额头上那红印倒是随着他长大，渐渐淡化消退，满六岁后就完全消失了。夫妇俩想到孩子的将来，不免有一点莫名的忧虑。

　　这年秋天，云森夫妇商量之后，决定把松益送到离家不远的一家私塾去读书。当时南充城里早办有新学堂。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县立、省立的中学有好几所。但是这些学堂收费比较高，还要统一做制服等等，一年读下来，少说也要花几担谷子钱。一般人家没那么多钱送子弟去上新学。私家设馆招若干学童，讲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一类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的旧私塾，收费低，手续简便，一个学童每月只要交一两升米，随时都可以报名人学，因此依然为贫穷人家所喜爱。南充城里这样的书馆有十多家。松益进的这家私塾在仪凤街，老师名叫蒲德明，是前清的一位饱学之士。虽没有考中功名，但诗书读过不少，经史子集无不精通。尽管已是1926年了，他那脑后却依然拖着一条不太长的辫子。高挑的个儿，清瘦的脸庞，略显花白的胡须。常年身着长袍马褂，五十出头的人，就显得老气横秋，～副“前清遗老”的样子来。不过他教书认真，责任心强，管束学生也特别严厉。他的家馆里只有十七八个学生。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则是刚人学的幼童六、七岁。全都是街坊邻里中的平民子弟。

　　上学头一天，母亲就为松益缝好了蓝布书包，父亲为他买好了一本起蒙读本《三字经》和纸笔墨砚。那天一大早，松益就起了床、吃过早饭，母亲给他穿上新做的衣服，挎上崭新的书包。父亲拿上小木桌、木凳，领着松益朝蒲先生家走去。书房设在蒲先生的堂屋里。正中神龛侧边，供着一个不大的木牌，上写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父亲把松益领进书房。松益就照事前父亲的嘱咐，直奔孔圣人的牌位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接着就到蒲先生面前，又是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蒲先生那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父亲一旁看着，心里也很高兴。李云森为儿子放好桌凳，就向蒲先生告辞回去了。松益到自己座位坐下。一会儿，蒲先生就叫他拿上书，到先生的书案边去，要教他认字读书了。私塾里读书不分学科，也不分年级，也不定时收生，随来随收，随到随教。学生读完一本，再教另一本。所以学生各人读的书不同样，就是读同一本书的人，也因为人学先后不同，所读的篇章有前有后。因此，先生是一个一个地，单独教学生读书认字。每天上午人学，先生把学生一个个先后叫到跟前，教学生新读一段课文。然后，学生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反复朗读。因为那时民间使用的还是木刻版手工印制的书，满版字一个接一个，没有标点符号。老师一边教读，一边用笔在学生的书上标上圈点。教到哪里也就点到哪里。所以习惯把老师教新课称为“点生书”。每天上午给所有学生点完生书，老师就叫学生开始写字。年纪大些人学时间久点的学生，自己写当天所学的生字。年纪小的或是新人学的，老师就要单个叫到跟前，教他如何握笔，如何下笔，然后再让学生回到座位上去照着描红格，一点一划地学写。下午上学后，学生们各自把所读过的书—一温习诵读。等候先生叫到跟前去背诵。不单是当天所学新课要背，凡已经读过的书，都要从头到尾全部背诵。大的学生读过的书多了，而且《论语》《孟子》《诗经》等书整本太长，这种长书，就分作若干段，每天只背其中一段，先生则在背诵截止处加一标签，标明时日。第二天接着往下背，几天背完一遍。这就叫“背温书”。背完书，先生还要写出当天所学课文中难认、难写的生字，叫学生单个字认，单个字写。这就叫“考生字”。先生的书案上放着一根二指来宽，二尺多长的厚竹块，名叫戒尺，谁如果背不得或者认不得，先生就要用它打谁的手板儿，打几下或者十几下过后，就叫学生下去重读、重背或重写。学生过完了这些关，一天的功课才算完结，这才能下学回家。

　　松益生性聪明，又很用功，上学几个月就读完了《三字经入《百家姓入《增广贤文入《幼学琼林凡《千字文》《千家诗》等启蒙书。不仅能读能背，毛笔字也是一笔一画写得工工整整，丝毫不马虎。因而常常受到蒲先生的夸奖。有时蒲先生还要用他去教育那些年龄大一点，学习不肯用功，免不了三天两头挨板子的顽皮学生。有一天，蒲先生给学生点完生书之后，让学生们到书房外去休息一会儿。同学们就到院坝里玩耍瘪戏。松益去院坝边的厕所里小解出来，被两个大同学拦住，松益想避开他们回书房去。两个平时顽皮，经常挨训的同学却故意挡住他，这个一推，那个一操，嘻哈打笑地作弄小松益，竟至把松益推倒在地上。松益年纪虽小却很坚强，被推操得发晕，跌倒在地上，却没有哭，也不向逞强的大同学求饶。恰好这时蒲先生从书房中走到院坝里来，见这两个调皮学生欺负小同学，顿时大怒。立刻高声叫大家都进书房，然后把两个调皮学生叫到书案前面站好，着实训斥了一番，又拿起戒尺各打了六个手心。两人当众认了错，保证再也不敢欺负小同学了，先生这才让他们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欺负小同学的事了。由于家庭的影响，松益从小就养成了惜弱怜贫秉性。他的邻桌周春娃，是一个穷人家的苦孩子，比他大一岁。父子俩人就靠父亲替人挑水挣钱糊口，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春娃放学回家还要帮父亲做事，或者上街捡破烂，拾烟锅巴，换点钱补贴家用。功课就没时间复习，还免不了迟到、缺课。先生教过他的生字有时记不得了，松益就告诉他，帮助他复习。有时两人相互听背诵。这样春娃学习长进了不少，两人成了很合得来的好朋友。

　　松益放学回家，吃过饭，也要做些抹桌于、收碗筷一类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做完了就去温习功课，从不让父母操心。家里的学工，街坊邻居都夸他是个懂事的好孩子。那时南充城里的学徒、帮工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一天三顿稀，初二十六打牙祭。”意思是说，当学徒和帮工的人，主人家平常只供给他们三餐稀饭和泡咸菜。农历每月的初二和十六，他们才能吃上一顿猪肉。称作“打牙祭”。这不成文的规矩，也不知是从什么朝代传下来的。大家习以为常，不管是主人还是帮工，是师父还是徒弟，都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云森夫妇厚道，他家的工匠。学徒同家人一起吃饭。平时早餐是红营稀饭，泡菜下饭。中午、晚餐都是红苔干饭，炒素菜下饭。对这种粗淡的饭食，松益吃起来很对口味，觉得香甜。一到家里打牙祭，他反而感觉得不对味儿了。看见那大碗大盘红烧肉、回锅肉、酱熬肉端上桌，松益就感到头晕不自在，想呕吐。自己在一边吃点素饭、泡菜，才觉得舒服。

　　平静读书的日子只过了两年多，一场严重的劫难就降临到小松益家里了。

　　李云森本来身体很强健，然而长时间超强度劳碌，常年奔波在城里城外，不避风寒暑热，饥一顿，饱一顿，这铁打的汉子终于被累垮了。不到五十岁就生出了白头发，背也因为长年累月背着那沉重布捆子出门做生意，被压得佝偻了。脸上布满了密密的皱纹，还得了哮喘病。时常咳嗽，夜里尤其咳得厉害，有时通夜不得安睡。可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第二天他还得强撑着织布、染布或者背着沉重的布捆上市出卖。生了病又舍不得花钱吃药。再说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收税收捐名目繁多，还有这个“帮’”，那个“会”伸手向你要钱。应付了这些，能顾得上一家人的吃穿，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云森又时常挤出点钱周济穷苦人，这样一来要维持作坊、店铺正常运转，也确实抽不出多少钱来看病吃药了。松益妈眼看丈夫身子一天不如一天，心里十分焦急，她上庙求佛菩萨加被，化圣水，四处寻访偏方、单方，给丈夫治病。有时云森的病情也悄悄缓和一点，可到底还是愈拖愈重。松益满八岁不久，父亲就卧床不起了。一天后半夜，松益在熟睡中被母亲摇着叫醒。睁开眼，就看见满脸泪痕的母亲在他面前。母亲低声硬咽着对他说：“松儿，快起来，到爸爸房里去，他有话给你说。你爸他恐怕不行了！”松益立刻翻身起床，穿上衣服跟母亲来到父亲房里。母亲轻轻撩开蚊帐，让松益走到床前。黯淡的桐油灯光，照着父亲那苍白的脸，深陷的双眼微闭着。母亲轻声地说：“云森，云森，松儿来了。”
   
　　松益跪在床前哭着呼唤：“爸爸，爸爸！你醒醒，松儿看你来了……”
   
　　父亲慢慢睁开眼，吃力地转过头来，深情地看着跪在面前的儿子。他缓慢的伸出一只枯瘦如柴的手，抚摸着儿子那满是泪水的脸，轻轻地为儿子抹那不断涌出的眼泪。然后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松儿，爸爸我……怕……    怕是不行了。以后你……你要听妈的话，好好孝敬你妈＊……你要好……好好读书，……好……好……”说话声越来越低，忽然那只手无力地垂了下去，停止了呼吸。父亲就这样撒手离了人间。母子俩放声励哭，一声声地用力呼喊。然而他再也没有应声了。
   
　　得到云森去世的噩耗，李何两姓的亲戚从乡下赶了来。在舅父、姨妈的帮助下，办完了父亲的丧事，将父亲的遗体送回乡下安葬了。从此李家就倒了顶梁柱。留下这孤儿寡母，他们能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把小小的染织作坊支撑下去吗？

　　第三节 历经艰辛

　　丈夫病故以后，松益妈一时也想不出别的谋生办法，只能设法把染织作坊继续开下去。她找来当年云森学手艺时一位姓蒋的师弟，请他来作坊主持织造和炼染。云森的几个徒弟也都愿意留下来帮工。徒弟们和松益都叫他“蒋师叔”。这样作坊总算是维持下来了。然而这位蒋师叔的手艺，毕竟不如李云森，织的布，染的色都没有先前的质量好。再说他也没有李云森那么好的人缘，因而产品销路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当时军阀和地方保甲又三天两头找上门来摊捐派款，因而作坊时常被弄得人不敷出，日渐亏空／惨淡经营了两三年，蒋师叔就不愿再拖下去，首先离开了作坊。缺了‘当家匠人”，作坊也只好关门了。母亲辞退了所有工匠，变卖了织机、染缸和其它家什，还退了租赁的店铺。母子俩另在一个偏僻小巷里租了一间小屋栖身。一个家庭妇女，又没学得一项手艺，还拖着一个十来岁的娃娃，那年月在城里是很难找到谋生之路的。常言说坐吃山空，母子俩靠变卖家产得来的那一点钱，又能维持多久呢？李家的族人见他家日渐衰败，早就没有谁与他们往来了。只有松益的舅父、姨妈，间或送一点粮食衣物来接济一下。不过舅父、姨妈也都是贫寒农家，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年仅十一岁的小松益，过早地感受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过早地开始了承受这人生苦难的磨炼。
   
　　一位好心的邻居动了恻隐之心，问松益妈愿不愿帮人作佣工？松益妈说：“为了生活啥子苦我也能吃。只是我还有个小孩，东家要能答应我带上儿子，我就去。”没过两天，那位好心邻居就领着母子俩，来到仪凤街一个姓段的人家里当上了佣工。
   
　　东家名叫段启福，年纪五十多岁。个儿不高，身材干瘦。生就一副伶牙俐嘴，说出话时好像嘴上抹了蜜糖，做起事来却心毒手狠，是个尖酸刻薄的势利小人。他一不开作坊，二不设店铺，单凭一张嘴，四处游说，为货家找买主，替买家找货源，两边说合，或者买空卖空，不花本钱就能从中得利。这就是那时生意场中的捐客。当时南充有两桩生意特别兴隆：丝绸交意和鸦片买卖。虽说国民政府也三令五申“禁绝烟毒”，可是地方军阀和贪官、劣绅，为了图厚利往往明禁暗提倡。所以大小烟馆照旧开得热热闹闹，鸦片烟买卖依然红红火火。丝绸是南充的特产，“顺庆续”、“顺庆大绸”和“醒狮牌生丝”早就享誉国内外。段启福每天出人于茶坊酒肆，就是充当这两种生意的据客，赚的多是黑心钱。有时在生丝市上，瞅准丝价可能上扬的机会进上一两手货，一转手抛出去，就赚他个千儿八百，人们称这种倒手买卖为“打丝枪”。干这种“据客”兼“枪手”营生的人，免不了使用坑蒙拐骗的手段，因此十有八九要找官府中人，或者当时横行乡里的“天棒”、“舵爷”作自己“靠山”。所以段家隔三岔五要在家里摆酒席招待富商或者“贵客”。这种时候佣工自然就要忙得不可开交了。
   
　　段启福的妻子长得肥头大耳，浑身滚圆，满脸横肉，平日说话尖酸刻薄。既泼辣凶悍又怪吝歹毒。对佣人动辄辱骂。在这样的人家做工，松益母子能过上什么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母子俩人来到段家，被安排住在灶房旁边的一间柴房的楼上。一架缺访少腿的破木床上，铺了两块竹笆费，垫了些稻草，人一坐上去就吱吱作响。屋子里不仅四面墙壁透风，从脚下那一道道楼板缝里，清清楚楚看得见下面堆的柴草。这就是东家为母子俩提供的住房。松益妈每天上午要跟随女主人上街买菜，提菜。一日三餐要按时做好。遇上待客还得做出七碗八碟端出来。东家一门老小的衣服、被褥换下来都得由她洗。还要侍奉饮食起居。小松益也能闲着“白吃饭”，每天扫地、抹桌子，劈柴，为男东家擦叶子烟杆儿，替女东家擦白钢水烟袋。为一家大小端洗脸水、洗脚水，还要递茶送水听使唤。母子俩天天都是从黎明于到深夜。每当东家吃饭时，他母子要站在旁边侍候着盛饭、添汤。东家一屋人吃完了，要赶紧收拾碗筷，抹好桌子。洗涮干净了，母子俩才能坐下来吃东家的残汤剩饭。晚上要侍候到东家一门老小全都睡了，母子俩才能回到柴房楼上歇息。如果东家夜间外出未归，松益妈还要坐在堂屋边等到深更半夜。东家回来，就去开门，烧水，侍候东家洗脸，洗脚，东家睡下了，自己才回房安睡。第二天依然是天不亮就要起身，为这一家人做早饭。不要说出点差错，就是东家稍不如意，也要遭受呵斥、辱骂。母子俩有泪只能往肚里流。夜深人静，回到柴房楼上，母亲抚摸着儿子，时常忍不住潜然泪下，一颗颗悲伤的泪水，无声地滴落到小松益的脸上，与松益眼里淌出的眼泪流到一起。这样不堪忍受的非人生活，母子俩人咬着牙苦苦熬过了三年光阴。

　　长年劳累，不得休息，又时常饥一顿，渴一顿，冷一顿，热一顿。饮食不匀，营养不良，加上怄气、伤心，身体衰弱的松益妈不幸患上了心痛病。无钱医治，也只好硬撑着。每当病痛发作，松益妈只能用手使劲压住心口，咬紧牙忍受病痛煎熬，黄豆大的汗珠成串往下滴落。小松益看着母亲那痛苦的样子心里万分难过。眼看母亲一天天修淬、消瘦，松益忧心如焚，可又无可奈何，只能尽量多做一点事，希望这样能为母亲减少一点负担，减轻一点痛苦。
   
　　这年初冬的一天晚上，段启福又在外面应酬没有回来。侍候着女东家和老老少少都睡了，母亲才招呼松益先回房去睡，自己等东家回来。半夜了才听见东家的敲门声。松益妈赶忙去开门。立刻又到厨房生火烧水，转眼间，就把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脚水端到了东家面前。这天段启福不知是“打丝枪”失了手，还是遇到别的什么不顺心的事，一进屋就没有好颜色。松益妈放下脚盆，弯身下去替他脱袜子时，稍不小心溅了一点水在他的脚杆上。正没气出的段启福立刻借机大发作，厉声叫骂起来：“给老子怎么搞的？水都洒到脚杆上来了！想把老子烫死是不是？你这个蠢货。样都做不好……。”他那胖女人也从房里拖着鞋，骂骂咧咧走出来发威，同男人一起叫骂。她指着松益妈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该死的东西，嘟个这么笨哟！连这点小事都做不来。拖儿带母来吃我的，穿我的，啥事都做不好，硬是白白糟踏我屋里的饭咯！……    ”松益妈低头蹲在地上泣不成声。东家两口子的恶声叫骂，把睡梦中的李松益吵醒。他连忙披上衣服转身下楼。目睹母亲受屈辱，不由得怒火中烧。他大步冲到母亲身边，把母亲扶起来，转身往柴房走。同时大声对那凶横、刁蛮的东家夫妇说：‘你们待人太苛刻，我们不在你家帮工了！天一亮我们就走！”
   
　　骂得正起劲的一对恶夫妇，立刻被这话惊呆了。两口儿止住叫骂，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这个不过三尺来高，平日只会低头做活路的穷小子，扶着自己的母亲从他们面前昂然走开。竟然老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时李松益刚满十四岁。
   
　　次日清晨，松益母于收拾好自己的衣物行囊，离开了段家。他们在上河街，找到一家亲戚，在他家租了一间屋子暂时安顿下来。眼看母亲那拖着重病的身体，小松益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承担起挣钱供养母亲的重任。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多病的母亲再出去受苦受累，受人羞辱了。可是十四岁的娃娃能做什么可以挣钱的活路呢？他自己想不出个主意来。这时他想到了一直关心他们的舅父何光文。于是他告诉了母亲过后，就从中渡口过江，翻过鹤鸣山到了舅父家中。他向舅父倾诉了母子俩在段家遭受的折磨和凌辱，讲了母子俩离开段家的经过和自己决心挣钱供养母亲的打算。请舅舅为他指一条挣钱的门路。听完外甥的讲述，何光文早已泪流满面。眼前的外甥，还是一个稚嫩的孩子啊！怎么忍心让他去挑起养家活口的重担呢？可是眼下妹子病成那样，这孤苦的娘儿俩又能指靠谁呢？他默默地吸着自种的叶子烟，思前想后好一阵，然后心情沉重地说：“松娃子啊，你们母子的命真够苦了。你们也晓得，舅舅也有一大家子，好几张嘴要吃饭，拿不出多的来接济你们。你能想法挣点钱养妈，这份孝心老天爷也要成全你，看顾你。舅舅那河坝地头种得有些红甘蔗，这阵子正好要砍些进城去卖了。你就先扛一捆去打零卖。卖完了再来拿。这活路轻点，你一个细娃娃家还干得了。你看怎么样？”
   
　　听完舅舅这番话，松益眼睛一亮，心里十分高兴。立刻回答说：“要得，要得！舅舅，谢谢你了。我和妈不晓得怎么报答你老人家啊广说着连连向舅父作揖。
   
　　“快别这样说，快别这样说。当舅舅的帮你们是理所当然的嘛。正好地坝头砍好两捆。歇阵吃了饱午，你就扛一捆回去吧。扛小捆点，年轻骨嫩的莫压伤了力！”
   
　　半下午，李松益就把一小捆红甘蔗扛回了家。
   
　　当年南充一带零售甘蔗水果的小商贩，通常是把红甘蔗先洗干净，再用专门的蔗刀把蔗节一个一个车去粗皮，现出一个个小白环来，就像红白相间的鞭。然后再截成一尺多长一段零卖。有的摆摊，有的把车好的一节一节的红甘蔗，用一种宽而浅的竹篮提着沿街叫卖。松益回到家里，母子俩马上到江边洗好甘蔗，上街买回蔗刀和竹篮，连夜车好一篮，第二天松益就提着沉重的甘蔗篮，上街叫卖。从此，南充的大街小巷里，不时传出他那满带稚气的叫卖声“买红——甘蔗哟……！”走街串巷第一天生意就不错。还不到半下午，那一小捆甘蔗就卖完了。
   
　　松益从卖得的钱里，先留出甘蔗的成本钱，再把余下赚的钱拿去买了些米，打了油，称了盐。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一跨进院子，就忍不住高声地喊：“妈，我回来了！”喊声里透出喜悦和自豪。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用自己挣得的钱，为家里买回了米啊！证明自己已经完全有能力挣钱奉养母亲。他又怎么能不兴奋呢！进了家门他把买回的东西放下，再把余下的钱全部交给了母亲。松益妈那常年忧愁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连忙去生火煮饭。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饭菜就端上桌来。吃饭时松益一边吃。一边说：“妈，我们再不用出去帮人吃那碗受气饭了。从”现在起，我学着做小生意，挣钱供养你，孝敬你老人家。”
   
　　母亲听了，一面为儿子懂事、有孝心感到欣慰，一面又不免有些心酸。松儿毕竟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娃娃啊！她说：“松儿，你真是妈的孝顺儿子。你能于，争气，妈心里高兴。只可怜小小年纪就没了爹，要你挑起养家活口的担子，也太难为你了！”说着又忍不住落下了伤心的眼泪。
   
　　松益安慰母亲说：‘“妈，别这么说，孝敬你是当儿子的本分。再说我也不是三岁大，两岁小的细娃娃，我都满十四岁了。能挣得到钱孝敬你。这一季甘蔗卖出来，我就能挣得点本钱，那时就做合适的小生意，也是赚得到钱的。”
   
　　“好！妈相信你。你累了一天。吃完饭，洗洗脚，早点睡吧。”
   
　　第二天松益到了舅舅家。把第一捆甘蔗钱如数给了舅舅，随后又扛了一捆甘蔗回家。就这样从十月到第二年开春，李松益靠自己走街穿巷卖甘蔗挣钱。母子俩省吃俭用，除了维持住最简单的生活，手头还真存下了一小笔钱。

　　第四节 苦中求索
   
　　甘蔗下市了。松益就改做卖香烟的小买卖。那年代中国生产香烟的工厂很少，内地小城镇，市面上香烟不多，人们习惯叫它“纸烟”。与民间老百姓普遍吸用的叶子烟、水烟丝比起来，价钱要贵得多。除了官面上交际，商场中往来，一般人很少经常吸纸烟的，不用说整条购买，就是整盒购买的人也不多。茶房、赌场、戏园里，有的人烟癌上来了，或者要招待临时遇到的朋友、熟人吸袋烟，这种情况下因纸烟吸起来很方便，所以花钱买上一支或数支。纸烟香气大，在公共场合，口里含支白生生的香烟也显得气派。所以爱闹点派头又没有很多钱的人，也愿意从小贩手里买上一两支或三五支。然而大多数茶客、看客还是爱吸随身带的叶子烟或者水烟丝，所以一般卖香烟的小贩，同时卖瓜子之类零食，也出售吸水烟用得最多的“纸捻子”。所谓“纸捻子”，如今的人很少见过了。那是用粗糙的竹制草纸．先裁成小块，再卷成圆筒搓紧，成为筷子粗细的小圆条。点燃火，用嘴轻轻一吹，捻子头就会燃起火焰，就可以点燃水烟丝吸用了。一锅水烟吸完，把纸捻儿轻轻一挥，或者对着火苗轻轻一吹，火苗就没有了，但纸捻儿还没熄。瞌掉烟灰又装上烟丝，再一吹纸捻儿，又可以冒出火苗来。吸水烟的人一次往往要吸好几烟锅，所以纸捻儿是必备的，而且用得也多。一般人家吸水烟，都是买回几合草纸，自己搓纸捻儿供自己用，买来用的人不多。所以做纸烟生意赚得的钱相当少。母亲有时也揽到一点拆洗缝补的零活，挣得点工钱。就这样勤劳苦干，松益母子俩也只能勉强过上半饥半饱的日子。处境依然十分艰难。
   
　　又熬过了两年，松益已经满了十六岁。他决心另找门路，稍稍能多挣点钱，让日子过得好一点。当时南充城里，黄包车已经取代了滑竿、轿子，成为城区内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有了几家专营黄包车出租的车行老板，拉车的力夫，先要在车行里登记上册，交保金后，才能从车行里租得一辆黄包车。拉车人如果一天拉上几趟生意，除了租车钱，还能落下七八个铜板。可是那车行不是随便就能进去的。得找一个有钱的，或者在社会有点脸面的人出面担保。谁又能为自己出面担保呢？李松益想到了在大西街一个财主家当管事的姨父。他替东家经管账目，时常买进卖出，在城里认得的人不少。于是松益去大西街找到了姨父，经姨父担保，松益进了一家黄包车行，取得了上街拉黄包车的资格。可是老板的车子已经包出去完了。再说小松益也拿不出那一笔对他说来为数不少的压金啊。几经周折，松益才从一个拉车人手里转租到一辆车。双方言明，松益只交一定租金，不交押金。每天晚饭过后，松益从他手里接车拉几个时辰。打了三更，就要把车还回去，同时交付当天的租金。从此李松益完全像一个成年下力人一样，白天，上茶楼，进酒馆，赶庙会，穿市场……，一声一声地叫着：“纸烟，瓜子，纸捻子！”吃过晚饭，又连忙跑去接过黄包车，赶到餐馆、酒楼、戏园。医院门外守候。一拉上客人，就得过街穿巷一溜小跑，直到跑拢顾客的家。累到三更交还了车子，付了租金，这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歇息。就是成年的壮汉子，也难承受这样超强的重负啊！然而为了活命，为了孝敬母亲，十六岁的少年李松益不得不拼命干下去。

　　从帮工到卖甘蔗；从卖纸烟到拉黄包车，李松益见识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善良的，凶狠的；贫穷的，富有的；当官的，为民的；经商的，做工的；种田的，当兵的；坐轿的，拉车的；享福的，受苦的；欺压人的，受人欺的；救助人的，祸害人的……。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世上有那么多同自己一样的穷人，在忍受着苦难的煎熬？母亲告诉他，这是命！教他要好好作人。能吃苦中苦，将来长大了才有大出息。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虽然生活苦寒，母子俩也从没有断过上寺庙敬香。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读过书认得一些字以后，每次走进寺院佛殿，松益那感受就比先前大不相同了。“苦海无边”、“慈航普渡”、“善有善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寺院中随处可以听到，可以看见的话，日渐深刻地印人了他的心里。
   
　　有一天晚上，衣着单薄的李松益顶着喳喳的寒风，拉车守候在鸡市口街头。不一会，从一家餐馆里偏偏倒倒走出来一个军官。他朝松益一挥手，同时喊着：“黄包车，给老子过来！”松益不敢怠慢，立刻拉车跑上前去。军官酒气熏人，时不时打个嗝，喷出那酒肉浊气，熏得松益发晕，直想作呕。他使劲忍住，扶着那军官上车坐好，然后小声地问：“长官，要到哪里？”军官倒卧在车上，嘴里嘟咬说：“新观音。”那是城北郊外的一座古寺庙，当时已经赶走了僧尼，捣毁了佛像，被占作兵营了。从城中到那里足足有三里多路。那军官身高马大，膘肥体胖，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斤重。李松益奋力拉车，走魁星街，过米仓路，穿金马巷，大北街，仪凤街，再转过十字上街，穿过三公巷，从福星门出城，又跑了好一阵才把军官拉到了“新观音”营房。此时的李松益满脸淌汗，汗褂也早已经全湿透了。松益小心停下车，擦了汗，然后把那军官唤醒，小声对他说：“长官到了。”
   
　　那军官“嗯”了一声，拭了拭眼睛这才坐起身来。松益把他扶下车。那军官二话没说，径直朝营房走去。
   
　　“长官，你还没给车钱。’松益急忙追上去说。

　　那军官回转身一挥手，“啪广的一记耳光，打得李松益眼里直冒金花。“你给老子瞎了眼，竟敢找老子要车钱，穷骨头讨打！?。…?”军官转过身骂骂咧咧，东倒西歪朝那黑洞洞的营门走去。
   
　　李松益只得强压着心头的愤怒，回过车，高一脚，低一脚，快步朝城中走。’因为马上就要到他该还车的时候了。
   
　　回到家里，松益向母亲诉说了心中的不平。母亲安慰说：“那些人蛮不讲理，我们不要理他。他们作了恶是要遭报应的。”
   
　　“他们就不怕遭报应吗？”松益不解地问。
   
　　“唉！世上做过恶事的人，好多都是横一天算一天，活一天凶一天，他们哪里会想到报应不报应咯。到他们坏事做绝报应到了，想后悔就来不及了。”母亲用她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宽慰着儿子，也是在为儿子解答疑惑。接着又叮嘱儿子，以后出门做事要小心些，见了恶人远远避开点。
   
　　松益妈是一个善良勤俭的劳动妇女，虽没有读过书，认不得几个字，但是她同旧中国的所有劳动妇女一样，具有善良姻淑，热心助人又能忍辱负重的美好品德。她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关爱家里每个人。吃了苦，受了累或是受了委屈，总是隐藏在心里。丈夫病故后，她拼尽全力维持染织作坊。家业破败后，她含辛茹苦忍受屈辱折磨，抚养儿子。在段家当佣工时落下了心疼病。没钱医治她只能默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拖下来，她的病也就一天比一天沉重了。1936年秋天，一个阴暗的日子里，她终于油干灯灭，离开了心爱的松益，离开了这个使她饱受辛酸折磨的人世。弥留之际，她那昏花的眼里滚动着泪珠。干枯的手紧紧摸着儿子的手，嘴唇颤动着想再叮嘱几句。她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也没能说出声来就咽气了。十七岁的松益，失去了人世间最亲的亲人。他悲痛万分，哭得死去活来。靠了舅父和姨父的帮助，松益才得草草安葬了母亲的遗体。
   
　　子然一身的李松益，回想着自己那充满苦难的历程。从他的父母想到周围的人，从自己一家想南充城里城外那千千万万个正在升发和正在破败的家庭。脑海里浮现出的，都是贫困、饥饿、打仗、天灾、逃难、街头横尸、路边饿浮……一幅幅悲惨的图画；浮现出歌楼舞馆中、鸦片烟馆和妓院、赌场中那些醉生梦死者的丑态，举鞭毒打、舞刀砍杀、欺诈、掠夺……行凶作恶者的种种罪孽暴行。耳边回响着痛苦的呻吟、悲愤的哀号、愤怒的呐喊和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人生无常，世事变幻。人生路上充满痛苦，人世间处处充满苦难。想到这里，他似乎明白了“苦海无边”这句话的实在意义。可悲的是很多人都还不知不觉，没有想过如何才能从这苦海中走出去？此时他眼前就浮现出了与母亲一同进寺院上香的幸福情景，浮现出佛殿中那一尊尊庄严、慈祥、怜爱的佛像和菩萨像，耳边又响起那令他神往的诵经之声。这时恰好从寺院里传出了舒缓深沉，宏远悠扬的钟声，松益听来好似在对他一声又一声地深情呼唤。对寺院生活，松益从小就有向往之情。当时城中居民为保地方平安，祈求消灾免难，常常要凑集些钱捐给寺院作供养，请寺院派和尚念过街经。每天黄昏，就有二、三名小和尚身披袈裟，或持木鱼、小铃，或捧一注香，一边走街过巷，一边朗诵经文。走完应去的街巷返回寺院时，天已黑定。每逢初一、十五，寺里老和尚亲自上街诵经。他身披大红袈裟，手持木鱼走在前面，弟子们或捧香，或持铃，或捧小磐，沿街诵经，劝化世人。儿时的松益常爱观看念过街经。有时还要跟在和尚们身后跑几条街。长大以后忙于奔走谋生，再没时间去跟着走跟着看了。但是，每当在街上不期而遇时，他总要住脚观望，目送念经的和尚队伍走过很远，自己才离开。他仰慕老法师那宁静安详的神态，敬佩老法师苦口婆心劝世人改恶向善的精神，向往着和尚们那与世无争，一心劝善救苦，以济世为任的生活。母亲过世后，他常想，也许在佛寺里，能够找到离苦得乐之路啊！事有凑巧，那天松益在街上偶尔遇见一个年青和尚，觉得好面熟。那和尚也立住脚定睛地看着他。松益猛然记起来，惊喜地喊：‘周春娃！”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眼无声地淌出泪水。难怪松益一时认不出来，眼前的周春娃不仅是个头长高了许多，这一身衣着装束也令松益一时间想不到会是他。灰色的僧衣、僧裤，布袜草鞋，剃得光光的头顶上，整齐地排着九个豆大的肉红色圆疤。几年不见，这对儿时的好友竟然相对无言在街上站了好一阵。松益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惊喜，正欲开口，就听见春娃说：“街上说话不方便，你也要忙自己的生意。我们还是改日再细谈吧。我就住在铁佛寺里，明晚黑，你抽空到庙上来。插黑边我在正殿旁边等你。我们再好好摆谈，好不好？”“好的，好的！我一定准时来。我也有好多好多话想同你摆一摆呢。”松益高兴地回答。说完二人就匆匆分手了。第二天黄昏时分，松益收了生意回家吃了夜饭，快步奔向铁佛寺。周春娃已经守在那里，松益一到，立刻带他进了自己的素房。一对好朋友这才无拘无束地倾心交谈起来。松益先诉说了父亲病故，作坊倒闭，母于当佣工，提甘蔗篮篮，端纸烟簸簸，拉黄包车以及母亲病故种种苦难和不幸。说的和听的都禁不住眼泪汪汪，以致无声抽泣。听完松益讲述之后，周春娃接着讲述了出家的经过。原来春娃父子俩，只靠父亲挑水卖维生。家里时常下顿接不起上顿。就在松益辍学不久，周春娃也因父亲实在无力支撑而辍了学，回家捡破烂，拾柴火以帮补家用。没过两年父亲劳累过度伤了力，得了吐血病。无钱求医，没拖多久就归天了。靠四邻帮忙才得草草埋葬了父亲。全部家当只有父亲留下的一担水桶，和自己穿在身上的破旧衣服。春娃那时年幼挑不动水，在城里又举目无亲。邻居们见他可怜，就领他进铁佛寺出家当了小沙弥。不久就被住持老和尚收为弟子，取法名普云。过了些日子，师父便写了一封信叫他带上到重庆的伏虎寺受戒。从那时起，他就离开了南充。听完朋友的叙述，松益万分感慨地说：“人生真是难离一个‘苦’字啊！恐怕你我也只有出家，才能找到脱离苦海的路。”继而就向好友说出了自己埋藏心底多时的愿望。
   
　　“出家人生活清苦，你受得了吗？这辈子终身不能婚娶，再也不能回家，所有家产也不能要了，你丢得下吗？”普云是解说又是发问。
   
　　“这些年我啥子苦没有吃过？至于说家，母亲死后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住房是租的，穿的在身上，几件破旧家什不值几文钱，有啥子丢不下？”松益是说明，也是表明自己义无反顾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