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星云 作者: 林清玄
渡 海
在深沈的夜色里,有白色的细雪从空中飘下,当地的人称为“风花”
“雪月”与“风花”被认为是最美最浪漫的,因为雪中的月色和风里的雪花,都带着迷离与凄凉。
火车,疾速的奔行在风花雪月之中。
从凝结着霜务窗口望出去,大地一片银白,只有铁轨旁偶尔会看见一些灰色隆起东西,凝神一看,是一具具的尸体,他们以各种姿势躺卧着,彷佛在说着不同的故事,但不同的故事出自同一个背景:这是一个悲惨的时代。
风花,无视于人的悲凉,不停的在空中跳舞。
春花、秋月、夏日、冬雪都不会在乎人间变故,它们总是依约来到人间,欢喜的时候看,见到四季变化的美:悲伤的时候看,见到人间的无常、世间的无情。
轰隆一声,火车停在常州天宁寺的门口。
车厢里走出一个年轻人,挺了挺腰杆,拉紧了衣领,大步走进天宁寺,走过菩萨垂视的门厅,走过漫天的细雪,走向黑漆漆的寮房。
寮房的出家人早就歇息了。
寮房与层外的雪地一样,一片漆黑、一片寂然。
年轻的人就着窗外微弱的雪光,摸黑把第一位出家人摇醒。
他低声的问:“要不要去台湾?”
睡得正甜的出家人,嗯了一声,翻身又睡了。
“要不要一起去台湾?”年轻人走向第二个人。
出家人挥挥手,紧了紧被子,又睡了。
找到第三个出家人,年轻人说:“要不要和我去台湾?”
那人,干脆把头整个蒙住了。
年轻人不死心,一个一个摇醒、一个一个问,终于有十几人在他澎湃热情的音声里动容,愿意随他奔赴异地。
年轻人快步走出天宁寺,习惯性的向门厅的观世音菩萨合十问讯。当他合十仰望菩萨时,菩萨彷佛看见了他眼中的热忧。
他登上车,对火车司机说:“开车吧!”
谁要到台湾?我带你们去!
火车空洞空洞的开往上海,年轻人知道这是在大陆的最后一夜,接着他将会到台湾那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时局这么动荡,此去轻年,不知道还有没有重返的一天。
这个准备出发渡海的年轻人,正是日后把佛法传遍台湾的星云。
谈到当时哪来的勇气,叫火车暂停在常州天宁寺外,冒着严寒,去叫天宁寺的和尚一起到台湾去,星云说:“没有想那么多,觉得应该做的事,就去做了!
就像到台湾一样,觉得应该去,就去了。
当时是民国三十七年,南京即将沦陷了。由于战况激烈,到处都有伤兵,许多出家人发起慈悲心,纷纷组成僧侣救护队,一方面救护伤患,一方面为众生服务。
星云的同学好友智勇法师,想组织一个六百人的僧侣救护队去台湾,奔走了几个月。“当时我很崇拜他们,六百人?那可不得了,只看到他们进进出出的,吃饭、开会,那时我已经当家了,也不懂他们在忙什么。但是,智勇法师是我的好友,我不只觉得敬佩,也赞助他们,我说:我给你们饭吃好了。”
这样忙了两个多月,到民国三十七年的八、九月,天气变冷了,许多原来答应要去台湾的人,不来了,甚至连智勇法师都不去了。原因可能是无法组织到六百人,感到洩气。星云看了感到着急,忙了那么久,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还有一百多位要去,谁来带领。
星云找到智勇,鼓励他说;“你还是去吧!我们做朋友做道友,也不一定要在一起,你去了台湾,成功了,我可以去靠靠你:万一不成功,你也可以回来靠靠我,人生的成败很难说的。”
智勇总之是不去了,就对星云说:“那么,你去吧!”
星云心想:“这种事总要有人做,我就去台湾吧!”
当时,出家人的规矩很严,星云也不敢私自决定,兼程赶到楼霞山,向师父开上人请示,准许他到台湾。师父听说爱徒要到台湾,立刻答应了,但是心里依依不舍,临行前一晚,亲自办了一桌菜,为星云饯行。师徒二人隔桌相望,想到此去可能就是生死相别,都不禁百感交集。
“吃完饭,师父拿了十个银圆给我在路上使用,这还得了哇,”这么多,当时我连一个银圆也没看过,热泪盈眶的接过师父给我的银圆,师父对我真好哇!星云说:“师父还对我说,孙立人将军是我们楼霞山中学的董事,你到台湾只要能联络上他,他一定会照顾你的。”
得到师父的鼓励,赶回大觉的白塔国小,对一百多个想到台湾的侣说:“好!谁要到台湾去的?我带你们去!”说这句话的时候,星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豪情。
星云回忆的说:“当时连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我的知识开得很晚,那时二十三岁,连上海都还没去过,听人说抗战迁都到得庆,胜利了,从重庆还都要明年才能回来,我都大吃一惊:重庆那么远呀!台湾更不用说,是在上海里呢!”
渡海而来的法船
星云的性格,只要下了决心,不论成败,都会勇往直间。他听说有一艘般从上海要开往台湾,便率领七十几个人坐火车到上海,途中想到常州火车站附近的天宁寺,自己曾在那里参学,说不定可以多号召几个人到台湾,他叫火车停在天宁寺门口,把睡梦中的出家人一个一个摇醒。
“当时路边有许多死人,晚上又看不见,等于是踩着死人的头进天宁寺的。那个时候,整部火车都载满一批一批从军的青年,我也不知道什么力量,去找开火车的人,叫他到常州、镇江一些寺庙门口时停一停,没想到他们就这样答应了,火车等着,但是去台湾的总共只叫了十几人。”
醒着的,勉强约到几位,沈睡中的,就很困难了。
但也不尽然,醒着的也会变卦,出发时一百多位出家人,到了上海,只剩下七十几个。在上海等船的几天,又有二十几位离开,真正上船赴台湾的,只剩五十人。后来在台湾弘法比较知名的净海、印海、浩霖、广慈都是那五十人里的青年法师,没有这一批法师,台湾不会在短短几十年里佛法广传,所以那一艘上海来的军艇,事实上也是渡海而来的“法船”。
船开到基隆,随好坐火车到台南,被送到一处军营星云抬头看营上钉着一个粗糙的招牌,写了几人大字“普通兵训练营房”。当时大家就议论纷纷,几千人群聚在门口不肯进去,小部分是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出家人,说:“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来当丘呢?”大部分是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说:“我们是知识份子,怎么叫我们来当普通兵呢?”
星云就安慰大家:“既来之则安之,还是进去吧!”
进了军营,星云想起师父的话,找到一个负责的人问:“我要找孙立人将军!”
“你是孙将军的什么人呀!”那个人好气的说。
“我和孙将军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师父叫我到台湾找孙将军。”
“随便什么人也要找将军,你等着吧!”
星云就和一起来的出家人,在军营里等着,又有一些人受不了,离开了。
过了几天,有一些军人就来游说他们去从军,对星云说:“像你这样的人才,如果读军校,不出十年,就可能升上将军。
星云说:“我是出家人,升将军做什么呢?”
你心里想着,如果不离开,迟早会被拉去当兵,但是随他一起来的出家人,有一些生病了,他自觉对他们有责任,只好留下来。当时二二八事件刚过不久,又有大批从大陆撤退来的军民,台湾也是一围混乱,留在军营,有口饭吃,又能照顾朋友。
又过了阵子,有一天,一个军官来对他们说:“你们明天到黄埔军校去报到!”
你们怎么也跑到台湾来?
星云眼看不走不行,一群出家人就匆匆离开军营,人人身无长物,只有星云的身上有一张台湾地图。他想到一位同学叫大同法师,在台中宝觉寺觉寺常住,决定到台中去找大同法师,再想办法。
好不容易走路、坐车,再坐车、走路,跌跌撞撞到了台中宝觉寺,有一个出家人来问他们:“你们来做什么?”
星云说:“来找大同法师。”
那位法师说:“大同法师因为有匪谍疑,连夜逃到香港去了。”
大同法量当然不是匪谍,不过在白色恐怖时代,不管是不是匪谍,只要有“匪谍嫌疑”等于是死路一条,大同法师为了保命逃走,却让走了百里的星云怔在当场。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宝觉寺长得一表人才的居士林宗心,过来对他们说:“过里的当家师,人非常好,你们等他回来,说不定会收留你们。”
星云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林宗心不只是个美男子,了很有才华,他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好,是个日本通,那个时代也被陷害,说他是汉奸,政府因此不准他到日本。一直到民国五十几岁,我救他,我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建议说:‘你们要发展对日邦交,应该派林宗心去,他不只是日本通,又是一表人才,日本人很崇拜他的。’后来勉强派林宗心去一次,回来没多久就死了。”星云的人生哲学是“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林宗心只是一个例子,他当时表现出一点善意,经过十几年,一有机会,星云就加倍的回报。
后来等到了当家师,他大概被大同法师有匪谍嫌疑这件事吓坏了,也不敢收留星云一行人,他向星云说:“不如你们到观音山凌云禅寺去找慈航法师,他在办佛学院,正需要老师,你们去找他吧!”
因为人生地不熟,有一个出家人就自告奋勇带他们去观音山,没有想到刚到台北就遇到倾盆大雨,把通往观音山的路冲断了。
“因缘就是这样,观音山到今天我还没有去过,那时我才二十三岁,心想随便一个寺庙可以安住修行就好,没有想到那么多的曲折。观音山去不成了,那位师父说:‘那你们去住十普寺好了,十普寺是外省当家。’”
星云大师又冒着大雨到南昌街十普寺,先是道融法师出来,见到他们几个就没好气的说:“喂!你们怎么也跑到台湾来?”当时有一位法师就很生气回他:“你可以来,我们为什么不能来?”后来,住持白圣法师出来,也不肯接受他们,连住一宿也不行。
追回大水冲走的布包
带星云来台北的法师就说:“那也只好去住善导寺了,善导寺有大醒法师。”
“我一听,立刻说好,因为大醒法师是个文人,经常在佛教刊物发表文章,很有思想,也很有见地。一行人就从南昌街走向忠孝东路,路上大雨倾盆,积水淹过了膝盖,走到林森路的时候,突然掉进一条水沟,因为水太大了,水沟完全看不见,我拚命游泳上岸,等上了岸才发现布包不见了。我一直说:‘我的布包呢?我的布包呢?’同行的人说:‘命保住比较重要,布包就让它去吧!’他们哪里知道,布包里有师父给我的十个银圆,那可是保命的钱呀!怎么能掉了就算了呢?”
星云立刻返身跳入沟里,去追那个被大水流走的布包,一方面是布包里有十个银圆,流得比较慢;一方面是星云的水性从小就很好,竟然把布包追到了。
“我小时候住在扬州,住家附近是条运河,水势很急,但是我经常从这一边游到对岸。从小水性就很好,追到了布包当然是很欣慰,但是早就全身湿透、筋疲力尽、饥寒交迫,说是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从星云跳入水沟追回自己的布包,可能看到他对人生、对某些事物的坚持,布包里的银圆不只是钱而已,它代表了师父嘱咐与祝福,在这一点上是意义重大的。我们从星云后来的历程看到,凡是意义重大的事,不论多么艰难辛苦,他总是坚持到底、全力以赴,从不轻轻估量,也从不轻易放过。
到了善导寺,依然被拒绝了,但天色已黑,只好全身湿淋的蜷曲善导寺的大钟下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
第二天,在台北火车站搭火车,想转到八堵月眉山灵泉寺,去投靠善会法师。临行前,觉得自己打赤脚不好看,就买了一双木屐着穿,非常艰难的搭上火车,没有想到下车的时候竟然赤脚下车,忘了那双木屐,想起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远了,这一回没有布包那么幸运,新买的木屐丢失了。
对于那火车头上遗失的木屐,星云惦记到现在。由此我们也可能看到大师爱物惜物的风范,这是他在佛学院里养成的习惯。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道,大师的衣服、鞋袜,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丢弃,有的徒弟看到大师的衣履坏了,劝他换新,他总是说:“这是出家人的本分!”
好不容易赤脚走到灵泉寺,已经是下午一点多,寺里的法师出来问:“中饭吃了没?”
“那时候听到这句话,感触很深,中饭当然还没吃,早饭也没吃,昨天的晚饭也没吃,昨天中午和早上都没吃,已经饿了一天一夜又半天,但从台中一路上来,没有人问过,现在听到有人问中饭吃了没?内心的感动是难以形容的。”
法师虽然这样问,却不表示有得吃,他说:“我进去问问,可不可以给你们吃?”
“他转进去以后,我们就听到里面有人说:‘我们自己都没得吃了,还给他们吃!’不给吃,同学们就大家凑点钱拜托去买点米,煮给我们吃。等到买到米回来,饭煮好,已经是两点快三点了。吃到第一口饭,那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想想看,一辈子要每餐都有一碗饭吃,真不容易!”
由于那一次的经验,星云就发愿,将来自己如果有寺庙,一定要不管多少人来、不管什么时间来、不论什么身份地位、不论有钱没钱,都要提供他们饭菜,不只是饭菜,还要营养、可口,这后来也成为佛光山派下寺院的宗风。
文章比我更早跨海来台
看来灵泉寺也非久留之地,一群人商量结果,听说慈航法在圆光寺,到中坜的圆光寺去,那里有台湾佛学院,慈航法师院长,说不定可以容身。又从八堵坐火车到中坜,从中坜步行走了几十里的黄土路,才到了圆光寺。
才一走进圆光寺,遇到一位比丘尼,非常和善慈祥,双手合十问讯,说了一句“无量寿佛!”
“当时我非常感觉,这么庄严的比丘尼,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我们一群人穿着破破烂烂,已经狼狈不堪,路上找人问话,都没人睬我们,一路上碰到的不是白眼就是喝斥,这个比丘尼怎么这么好!还向我们合掌,那么慈悲!台湾的比丘尼都这么好吗?接着又见到一位比丘尼,她一见面就说‘你是星云法师吧!我读过你的文章,你的文章在我们佛学院里都有呀!来来!我叫老和尚了出来和你见面!’我听了受宠若惊,请老和尚和我见面,怎么敢当?但也想到文章力量真大,比我更早跨海到台湾。
等了一下子,比丘尼带着一位老法师出来,就是妙果老和尚,与星云一见如故。非常奇怪的是,妙果老和尚讲的台语,他一听就懂。妙果老和尚对星云说:“你不是走了,留下来吧!”
星云感动不已,就在圆光寺住下来,本来妙果老和尚请他在佛学院当老师,星云觉得自己还不能当佛学院的老师,拒绝了。但是当时户口查得很紧,一定要报个户口,星云就对老和尚说:“那就把我报成是佛学院学生吧!”
老和尚起初不肯,说:“这一班佛学院明年就毕业了,当学生得要从头读起,你明年再读一年级吧。”
星云说:“您本来要找我当老师,现在我志愿当学生,还不够资格吗?”
老和尚只好以毕业班学生的名义帮他报户口。
为了感谢老和尚的收留之恩,在圆光寺的那一段日子,星云把全身心奉献给老和尚,当时妙果老和尚担任苗栗、桃圆、新竹三县的佛教会理事长,所有的公文都是由星云代看代批。他虽然没有当佛学院的老师,却做一切打杂的工作,甚至每天天不亮走十几里的路到市场买菜,菜贩都还在睡梦中,他把菜贩一一叫起来,说:“来买菜了!”如果有人对老尚稍微不好、不敬,星云总是出来为老和尚拼命。
“在圆光寺住了三个月,有一天警察跑来,把我们都抓起来。不只是抓我们,是整个台湾抓出家人,起因是台湾四个警察局长是匪谍,有人在街上贴标语,情治单位诬赖是‘政治和尚’贴的。知识份子和尚都被抓了,包括德高望重的慈航法师、律航法师,律航是中将出家的,又是在台湾出家的,一看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是被抓了。”
渡化了看守的狱警
星云和一群外省籍的法师,被关在一间大仓库里,连躺下休息都不行,还经常被喝斥、捆绑,甚至眼睁睁的看人被拉出去枪毙,今天枪毙几个,明天枪毙几个……
虽然牢狱那么可怕,星云也坦然面对生死,不过也有温暖的事。当时看守这群出家人的警察,因为对出家人有好感,对佛法有兴趣,每天都和他们谈佛法,还对他们说:“你们很快就可以出去,出去的时候,我要跟你们出家!”大家都以为这个警察的心很好,是在安慰大家,没想到他们放出来的时候,那位警察也出家了,法号“广元法师”。
关了二十三天的黑牢,由于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扬清居士的担保、吴经态居士等人的奔走,才被营救出狱,慈航法师就没有这么幸运,他被关了一百五十天,日后在汐上弥勒内院圆寂,内身不坏。
出狱之后,警备总部还日夜派人跟监,因为有人诬陷星云“白天收听共匪广播,晚上换了便服,在外面散发反政府的传单有亲共标语”,他也不以为意。一年之后,黑函不攻自破,跟监的人受到星云的感化,皈依成为佛门弟子。
“出狱后,还住在圆光寺,妙果老和尚叫我帮他为佛学院的毕业特刊写了一篇‘回顾与前瞻’的文章,我当时很年轻,就想揣摩老和尚的口气把文章写好。事后,老和尚不放心,他认为我这么年轻,怕我写出来的文章不成熟,便拿给主编圆明法师看,问他说:‘ 你看,这写文章的和尚几岁?”圆明读了,大为钦佩,说:“看这文章的思想观点就知道是老修行人,大概六十几岁吧!”他还猜说是东初法师写的。这件事给我的鼓励很大,觉得自己可以走文章弘法的路。”
改变了世界的蓝图
接着,星云被派到苗栗法云寺去看守山林,三个月住在山上,一方面沈思自己未来要做的弘法事业,一方面回想来台湾所看到的佛教面貌,心中慢慢划出自己生涯的蓝图。这张蓝图不只改变了他,改变了台湾,也改变了世界。在山林的日子,他写下了来台湾的第本书《无声息的歌唱》。
不久之后,善导寺的大醒法师在青草湖边的灵隐寺办佛学院,邀请星云到佛学院当教务主任。那一年,星云二十五岁。
“前后担任两年的教务主任,印象比较深的学生有几位。一位是台东开山寺的住持修和法师,他后来被判无期徒刊,死在牢狱。他有一个弟子叫吴泰安,是个神经病,每天幻想要推翻政府、要革命,还写了许多聘书,一张写著聘修和法师为推翻政府的国军总司令,还有一些写者别人,余登发的冤狱也是这个案子,修和法师就这样死在牢里,真是冤枉,那是很优秀的青年呀!像现在基隆灵泉寺的晴虚法师,当过‘海潮音’杂志主编,也是我的学生。台中的圣印法师,他当时十七岁,来佛学院时已经开学了,学校不肯收留他,我看他是个优秀人才,就说:‘如果不收这个学生,我书也不教了。’才勉强让他进来。像现在苗栗静觉院的智道法师,像美浓朝元寺的圣定法师、慧定法师——”
回想起自己在台湾佛学院第一届的学生,星云的脸上流露着喜悦,这些学生有很多和他年纪相彷,也有一些比他大十几岁的,师生的感情都非常好。但是,他也感到奇怪的是,许多在院里感情很好的学生,甚至事事仿效他、崇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却不肯承认是他的学生。
“刚开始,我以为是台湾师生的伦理不够,不像在焦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慢慢的,我发现还有别的原因,一是有的学生比较傲慢,他自己要当老师,一旦承认是别人学生,自己就渺小了,传承的观念不是那么强。二是省籍因素,这些学生都是本省人,我是个外省师父,承认拜外省人为师,使他们感到说不出口。这是非常可惜的。佛教是最宽广开明的宗教,众生平等,没有任何分别的,释迦牟尼还是印度人,历代的祖师不论什么宗派,不都是外省人吗?阿弥陀佛还是外星人呢!”
为了打破思想的界限、省籍的情结,星云觉得自己应该更走入群众、深入台湾社会,让佛法普传在这片土地:他也希望当时深受日本影响的佛教风气,僧俗不分、出家人娶妻吃荤、不重经典与戒律的情况可以扭转,这不只需要自己努力弘扬正法,还必须陪养无数的本土精英,才能普遍撒下正法的种子。
星云登临斯土,是台湾之福
在民国三十九年那混乱的时代,星云被大时代的洪流推挤,偶然踏上在海的南方,一个从未想像过的岛屿,当他从上海上船的那一刻,就好像唐朝另一位扬州和鉴真大师渡海去日本,影响了日本的文化、思想、艺术,许多年之后,日本人都说:“能让鉴真践履斯土,是日本之福。”我们也可以说:“能让星云登临斯土,是台湾之福。”大时代的混乱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哪一个族群,都在洪流与漩流过中流转,但是大洪流与大漩流也创造更开阔、更有气概的文化。
平心回顾,如果不是民国三十九年那一场天翻地覆,带来了外省精英,几十年来和本省同胞胼手胝足共同打拚,台湾的经济、文化不会在短短的时间脱胎换骨;像星云大师,五十年来,日日夜夜从不停息的为众生服务,广设寺院、学校、救济院,甚至办“无污染的报纸”、“无污染的电视频道”,不只是正法的弘扬,对台湾族群的融合、文化的创发、心灵的提长……心灵的提长……都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星云的渡海,足可与历史上几次伟大的宗教旅行相互辉映,达摩的渡海、鉴真的东渡、玄奘的西进、惠能的南行。
想到从前读师父的书,读到“欲为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总使我为之这热泪盈眶。想到自己生于二十世纪的海岛一隅,无缘亲近达摩,或者鉴真,或者玄奘,或者惠能,在师父的身上却时常看见那些典范的身影,能有缘近师父,真是人生的幸福呀!这样想着,就会感念那一场波涛、那一场渡海、那一艘法船,把五百年才会出现一次的伟大宗教家,送来了台湾。
想到师父到台湾的初期到处碰壁,最后被本省籍的老和尚收留,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对第一位遇到的本省比丘尼就感动不已,可以看见师父确实与台湾有不可思议的因缘。若是因缘观之,师父与台湾深情重,早就胜过自己的故乡了!”
“民国四十一年,我到宜兰去,今年九十年,呀!整整五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