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正式传入，大约是在南朝梁末时代，由百济（即当今之韩国）传入。而韩国之有佛教亦渊源于中国（前秦时代由大陆传入）。赵朴初会长常说，中、日、韩形成了佛教传播之黄金纽带。对于日本佛教来说，中国佛教好比是父亲，韩国佛教好比是兄长。佛教在日本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之宗派：如真言宗、净土真宗、律宗、东密、台密、日莲宗、天台宗、禅宗（包括黄檗宗、临济宗、 曹洞宗等）等等。
“明治维新”后，西风东渐，日本首先接受西洋新观念，国家政治思想，人权思想，学术教育思想都在本国全方面的进行渗透着。日本佛教在这一时期亦不例外地受着冲击。知识分子，学习西洋治学方法，重新研究佛学思想；同时，他们又以一种历史研究的态度，考据佛经学说的真实性。以哲学之研究态度去对待佛学的潮流，在日本渐渐地大行开来，佛学在日本渐渐地也就演变成为一门哲学而被众多日本人接受。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兴起了佛教之高等教育，成立了许多佛教的大学，著名的有：驹泽大学、花园大学、爱知学院大学等。这些佛教大学后来在五十年代以后，都成为了正式的综合性大学。这些佛教大学的创立，是日本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因为它既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弘扬场所，又与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紧密相连，适应于科学、技术均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一方面，这些大学的创立加强了佛教的宣传力度，将佛教理论体系融合于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使这些大学的学生又同时具备了现代化社会的科学知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佛教僧侣纷纷被邀请到名牌大学讲堂，开演佛学要义。如日本曹洞宗禅僧原坦山（1819－1892），明治十二年（1879年）就曾被东京大学请去任佛书讲读师，主讲《大乘起信论》。所以，佛教大学的创立造就了一批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弘法人才，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代表世界性的“佛国重镇”。
在近代佛教之发展中，日本佛教对于中国佛教有着反哺之恩。在十九世纪末，当时历尽了列强凌辱，几近亡国边缘的有识之士开始将眼光投向世界，汲取西方科学技术及人文思想的营养。在西方科学技术及文化之影响下，近代的中国佛教界始终处于一种昏沉不彰的乌云笼罩下，几乎成为时代之弃儿。中国的“近代佛学之父”杨仁山居士的应世，力挽了中国佛教发展的颓势。而促使居士发愿振兴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来自于日本。1878年，居士在游历欧洲期间结识了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由于南条先生之帮助，居士从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失传的隋唐古德注疏。之后，居士“屏弃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所以，每当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亦不可忘怀日本佛教界对于中国佛教之恩德。
日本佛教在接受了西方文化营养后，也向西方输出了日本佛教文化（主要是指禅）。而将日本禅传向海外，把禅从东方引入西方，作出贡献最大的，莫过于日本禅学巨擘铃木大拙先生了。他是在东西方均为人熟知的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曾经旅居美国，在伊利诺亚州担任编辑，这使铃木大拙获得了在美学习的极好机会，为他后来在美大弘禅风打下深厚基础。他曾创办了“东方佛教学会”，亲自在大学内教授禅学。他的著作等身，有：《禅的研究》、《禅的诸问题》、《禅思想史研究》、《禅与念佛心理学基础》、《神秘主义和禅》、《禅与生活》等三十一卷。他的著作在欧美影响很大。当今西方上，说到禅学故乡，多数人都会以为是日本，却不知日本禅起源于中国，可见铃木大拙对于日本禅学弘扬的丰功伟绩。他本人亦被日本政府封为“国宝”，名重公卿。挟着日本禅学之威，日本佛教的各宗派也流向了西方，如东密、净土真宗等。由于日本佛教开创了佛教从东方传入西方的先河，使西方世界对于佛教逐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使得大陆佛教、藏传佛教、台湾台湾佛教、上座部佛教等许多流派的佛教得以被欧美所接受。日本佛教可说是开创近代佛教世界化的功臣，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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