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是经过长期“中国化”形成的真正的中国佛教宗派。晋、宋以来，佛典传译既广，接受上就多有歧义，从而形成了一批中国佛教的学派，如地论师、涅槃师、楞伽师。再进一步，在判释经教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宗派。其中有有两个宗派很能适应中土人士的心理和伦理，即禅和净土【这两个宗派起初都不以宗派立名。因为它们都是从佛教修行的一般法门发展而来的。六朝时期“禅宗”只是指习禅的人，直到中唐才以“禅宗”称呼宗派。而净土法门则直到宋代才被当作宗派对待。】，因而传播更为广阔，影响也更为巨大和长远。

　　更重要的是禅宗还是一个思想和学术运动。在这方面，禅宗大力发扬了中土佛教重学术的传统。禅宗的渊源在修持上是佛教的习禅法门，在教理上则是原始佛教即已形成的“心性本净”观念。公元四世纪以后涅槃佛性思想和如来藏理论的传播则直接给后来的禅宗提供了更系统、更丰富的教理依据。这时有两个人对于后来禅宗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即竺道生和达摩。竺道生提出“阐提成佛”和“顿悟成佛”说，达摩提出“二入四行论”，为禅宗打下了理论基础。达摩的“二入四行论”主张入道途径有二，一是“理入”，即：“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言教，此即与真理冥状，无有分别，寂然无名，名为理入。”四行即“一者报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净觉：《楞伽师资记》，《大正藏》卷八五，1285a。】。理入和行入指示出简单快速的悟道即成佛门径。

　　竺道生和达摩的宇宙观都是以“自性清净”为核心的本体论，这显然接受了中土道家和玄学的观念和方法；他们的“人性论”（佛性实际是人性的宗教体现）则吸收了儒家思孟学派的“性善”论【后来的南宗禅更直接把性善观念纳入自己的禅观中。柳宗元的《大鉴禅师碑》里则概括慧能的禅法是“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而他们的人生观就其入世倾向说则与儒家相通，就其自然主义态度说则是道家的【参胡适：《楞伽宗考》，《胡适作品集》十六《神会和尚传》，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60页。】。就是说，他们是在大乘佛教佛性理论的基础上，融合了儒家、道家的思想发展出适应中国文化土壤的全新的心性论的。后来的禅宗从更多的佛教经典里汲取思想资源，主要是《维摩经》、《涅槃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等等。但从主导方面看，还是沿着竺道生和达摩的方向、不断融合三教而发展心性理论的。

　　禅宗又是一个文化运动，因此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援和欢迎。这方面又体现了中土佛教居士阶层占据重要地位的特点。据胡适考察，二祖慧可本是文人出家，应有文集流传于后世【见前揭《楞伽宗考》。】。六祖慧能据说是“不识字”，但纪录他说法的《坛经》引经据典，显然有相当高的文化教养。神秀和神会则都是大知识分子出身。士大夫阶层乃是创造和发展禅宗的主要社会基础。这一点从禅宗兴起的情况可以看出来。

　　关于中国禅宗成立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近年来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起自四祖道信（580～651）于唐初在黄梅传法，那里本是远离中原政治、经济中心的僻远之地。但经过短短的时期，到久视元年（700），其再传弟子神秀被召入都，即轰动京辇，以至武则天说“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楞伽师资记》，柳田圣山校注《禅の语录2·初期の禅史Ⅰ》，日本筑摩书房，1985年，298页。】。道信的新禅法如此之快即传入京城，除了得力于统治者的支援，更重要的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特别是得到广大庶族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如张说（667～730），中、睿、玄三朝位居崇重，前后三柄大政为宰相，他诗文兼擅，领袖文坛。神秀入都，他是主要的支持者；神秀圆寂，为之亲撰碑文【《宋高僧传》卷八《唐荆州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30页。】，即《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张说后来又曾从神会习禅，见《神会录》【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82年，115～116页。】。李邕（678～747），是唐初著名《文选》学者李善之子。他是神秀法嗣普寂的俗弟子。普寂死后，朝命于其河东旧宅扩寺建塔追福。他接受长安诸大德之托撰碑，就是今存《大照禅师塔铭》。严挺之（673～742），也是寒门出身，与张九龄相善，累官至尚书左丞。他是神秀的另一位法嗣义福的俗弟子，为义福撰《大智禅师碑铭》，死后葬于洛阳大照和上塔次西原。以上三位是皈依早期禅门的代表人物。他们有明显的共同点：都是寒门出身，都通过科举进身，又都具有积极的政治态度，在唐初统治阶级各阶层的斗争中是庶族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他们又都拥护新兴的禅门，成为著名祖师的俗弟子。当时归心新禅门的主要是如上面三位那样的寒门出身、靠政能文才“觅举求官”的士大夫。就是说，道信、弘忍弘扬的这一新的佛教宗派得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大力支持。武则天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支持新兴的庶族士大夫的。这样，禅宗吸引知识阶层，也就强烈地影响到广阔的文化领域。不只是禅理和禅观，禅的思维方式、禅的审美观念、禅的表达方法、禅的语言等等，广泛作用于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影响到学术、伦理、美学等各个领域，而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尤为直接和巨大。诗歌本来只是文学创作的一体，但由于这一体裁的特殊性，成为文学创作中受到禅宗影响最为深刻、丰富的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