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读过鲁迅先生在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百喻经》。毛泽东的著作中引用过《百喻经》中的故事。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民三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民三」是一九一四年，我们看这一年的《鲁迅日记》，他请购了《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心论》等佛教书籍达八十余种。他不仅自己看佛书，还不断地往家里寄，如四月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三册，六月寄《佛教初学课本》等，七月寄《起信论》等七本，同月又寄《续高僧传》等。 

　　一九一五年七月，鲁迅逐句校对高丽本《百喻经》，并在书后记下「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永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如经》，是佛教寓言集，古印度僧伽斯那着，朝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一九一五年鲁迅为母祝寿，特地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前后汇款洋六十元。印成后尚有余资六元，又拨刻《地藏十轮经》。以后他曾将《百喻经》用来送人，如一九一六年五月记「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可见佛教书籍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一九一六年鲁迅在继续购请《净土经论》、《妙法莲华经》等书外，还买了大量的寺碑，庙碑、塔铭等佛教碑帖，这一年他以十三个晚上抄录《法显传》共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并记入日记。《法显传》是记载东晋高僧法显等赴中印度寻求经律的事迹，法显为求取真经，渡流沙、越葱岭、泛沧海，在几十年时间里历经千心万苦。这种舍身求法的精神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一九三六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论调，指出「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并不始于一九一四年，不仅此前他的「书帐」中就已记载购过佛教书籍，而且他年幼时寄名佛寺，拜长庆寺住持龙师父为师，师父赠以银八卦一件，上镌「三宝弟子法号长庚」。一九三六年已享盛名的鲁迅写了《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怀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感到「我们的交情依然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