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先生提出：“现在不需要‘国学热’，而是需要‘国学做’”；“做什么？主要是一件事，即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其中，“小学应以诵念《四书》为主，初中巩固《四书》，同时初涉《六经》简选本”；“高中《四书》、《六经》之外，适当兼及老庄诸子和宋明儒的著作”，“大学一二年级适当增 
加文言文的写作练习”。

　　刘梦溪先生不把佛学列入“国学课”，源于他的两个担心：一是佛学“意蕴高深幽渺，学者研求尚且难入，普通信众应可信而无与”；二是今天之国学热“假如变成了佛学热，恐怕也不是国学提倡者所预期”。

　　上述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佛学能在魏晋与儒、道融合，能在隋唐大有发展，固然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有关，也与佛家自身的适应性有关，更与佛教哲学契合人心与社会需要的特性有关。在这当中，以佛学参与思想论辩、融合与思想建构的，不光是专事佛学的西方高僧和住在佛寺里的国师，还有饱读诗书而涉猎佛学的儒道学者，所以，佛学不是“学者研求尚且难入”的。就普通信众和生活层面讲，佛学就更是契合人心事理了。即使传统社会中那些没文化、不识字的人，也能说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家敬父母、何必远烧香”等几句佛理。佛理，是从人们趋利避害、离苦得乐的本性需要上讲的，不是从社会秩序要求人们应有的规范上讲的。所以，除了另有它图的，佛理在人们身上，无论理解得对与错，都是用来实行的，不像其它理论，有可能“手电筒对外，只照别人”。

　　普通信众在生活中对佛教“教”的部分，比如对待烧香磕头、吃斋念佛、诵经持咒等，则随其方便与不方便，是可精可简或可有可无的。所以“国学热”不会变成“佛学热”，“佛学热”也不会变成“烧香磕头热”；相反，如果真的有了“烧香磕头热”，除了靠行政管理，还要靠真正的佛学来救治。所以这样看，“国学”也不能不包括佛学。（出处：《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