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德国）说： 辩证法在佛教徒那里已达到比较精致的程度。 弗里德利希·科本送我两卷他的著作--《佛陀的宗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恩格斯（德国）说：辩证的思想只有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相对高级发展阶段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
弗里德利希·尼采（德国著名哲学家）说： 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
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说： 多种宗教中，我所赞成的是佛教。历史上所有宗教中，我对佛教最具好感，尤其是它初级的形式，含有最少压迫性的因素。 我觉得不论是智慧还是人格，佛陀都超过耶稣。
章太炎说：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 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
梁启超说： 吾常见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辄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侪所能及也，是何异专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与民共见也。 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 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 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
康有为说： 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
孙中山说：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陈独秀说： 佛法之广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
张君励说： 盖世尊之说法，因众生而起大悲心，因大悲心而生菩提心，而成正觉。既有觉，自然不离智慧。悲智双修者，佛教之最大特色，为世界其它宗教之所不及。他教之教徒，谓起于迷信可也；归依佛法，则智者之事也。
毛泽东说：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之下太平无恙。 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
鲁迅说：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爱因斯坦（美籍德人）说：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 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尼赫鲁（1889-1964）杰出印度政治家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它时，我们得按照佛陀的教诲，平平静静地，民主地去考虑它。佛比起所有的学说和教条显得更加伟大，千百年来，他的启示一直震撼着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其它时候比现在正身处苦难与心烦意乱之中的人类更需要他的和平的启示了。在这个充满冲突与风波，仇恨与暴力的世界中，佛陀的教理就象太阳一样大放光芒。在这个充斥着原子弹和氢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这个教理了。 人类两千五百年的经历只不过是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教理的持久性与真实性。让我们记住这永恒的教理，努力按照佛陀的教法来革新我们的思想和修正我们的行为。这样，即使是处在令人恐惧的原子弹时代，我们也会镇定自如地面对它，为促成正思正行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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