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是，早在13世纪初期，由于外敌入侵，佛教在印度本土迅速消亡。今天的印度，世人已经极少能见到佛教典籍。而在我国，佛教典籍却以汉文（还有藏文、蒙文以及其它一些民族文字）的形式，被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以鸠摩罗什、玄奘为代表的近200位译经家经过1000多年辛勤的劳作，把6000卷左右的印度原典译成汉文，这是世界文化史上最值得书写的辉煌篇章，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今天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内容几乎包容了自佛教创造至13世纪印度佛教传下来的全部典籍。但是，这些汉译典籍已不单是印度佛教的简单的遗存，而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佛教在我国传播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印度佛教的不同流派与各种不同的经典思想，基本上是一起介绍到中国来的。各个佛教流派有着各种不同的佛教思想，迥然各异，甚至相互对立。中国僧人要接受印度的佛教，必然要融合不同流派的各种思想，进而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构建这种体系，必然要应用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如儒家、道家的思想，对其进行吸收和改造。因此，中国化的佛教，不仅具有印度佛教的属性，还有着融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文化特性。南北朝时，我国的僧肇创立了“般若学”，慧远则提出了“法性论”，他们的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而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宫廷支持佛教发展，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律宗、法相宗、天台宗、三论宗、密宗等众多宗派，各个宗派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凸显了佛教中国化的特性。不仅如此，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僧人对佛教更是有着自己的多方面的研究和发展，更多佛教著述也因而问世。

　　佛教中国化的特性，体现在众多的中国本土的佛教著述中。《嘉兴藏》在汇编以往大藏经的正藏内容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汇编体例，增加了续藏、又续藏，乃至有大量的补遗性质的藏经入藏，基本上收录和囊括了明清以前中国本土佛教著述的代表性作品。刻藏初期的主持人密藏道开在记述刻藏缘起的文章中说：“今我圣天子凡大藏未收疏论皆收梓于藏中，印施于海内，岂不欲家握摩尼之珠，人入旃坛之林，群生归善，四海蒙休。”在这里，《嘉兴藏》的创刻者表达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将以往大藏“未收疏论皆收梓于藏中，印施于海内”。通过200多年的努力，他们实现了这一夙愿，为人们了解和认识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派别和基本面貌，全面提供了各种重要的历史文献，成为明、清禅宗史研究的“敦煌发现”、“研究中国佛教者最为珍视的宝库”。

　　《嘉兴藏》在正藏部分基本完成后，便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请经发行与销售流通，一直到清朝咸丰年间。在长达250年左右的时间内，全国各地纷纷前来请经，有的请全套，有的请续藏，有的请其中的部分种类。据记载，《五峰纬禅师语录十七卷》，“全部计字17万余，梨板（雕版）250块”，一次“印200部流通”，“起工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正月八日，工竣于十一月八日”。而《嘉兴藏》正编刻印完成之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清圣祖玄烨南巡来到浙江径山寺，对在这里进行的刻印大藏经一事有所称赞。于是，径山寺的僧人花了两年时间，使用白绵纸印刷了一部经书，精心装潢，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进呈给了康熙皇帝。这便是今天故宫所藏的《嘉兴藏》。

　　今天，在我国海峡两岸的图书馆和寺庙，可以见到的全套《嘉兴藏》至少在15套以上。而出自《嘉兴藏》的零星品种，则均有馆藏，多到无法计算。正如紫柏真可大师所预言，方册版的《嘉兴藏》因“价不高，则易印造；书不重，则易广布”。

　　应该说，正因为《嘉兴藏》具有重要的佛教文献地位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从问世以来，就一直为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和佛学专家所瞩目，成为广泛联系世界各地华人的文化纽带。